城市建设确有“重地上，轻地下”的情况，不要说像武汉、杭州这样的省会城市，就是所谓的“一线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仍然只是“一年一遇”。

　　可能90后没有喝过真正的牛奶。

　　资深乳业专家、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魏荣禄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乳业标准的降低是因为受到企业左右。

　　暴雨侵袭，城市受淹的新闻，近期不少见。由此引出很多评论，指向对城市建设“重地上，轻地下”的批评。

　　照片、视频、媒体报道、微博播报，传递着武汉暴雨淹城的信息，紧接着杭州西湖变海又带给人新的刺激，更惊人一幕出现在北京，故宫成湖，街道成河，路壁飞瀑，汽车没顶，地铁关闭，机场停航……还有更多的中小城市受淹，甚至连挤上报纸版面的机会都没有。

　　城市建设确有“重地上，轻地下”的情况，这是不言而喻的，简直可以说是中国的规律。不要说像武汉、杭州这样的省会城市。就是所谓的“一线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仍然只是“一年一遇”。

　　北京，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中国首都，城市建设应该有更好条件和更高标准，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工程师介绍，北京市市政雨水管网按照1年到3年一遇的标准建设。举办过世博会的上海，其雨水排水系统也是基本达到“一年一遇”。另一座“一线城市”，举办过亚运会的城市广州，去年5月一场暴雨致全城近于瘫痪，官方称中心城区排水系统83%属于“一年一遇”。

　　也有好一些的。例如青岛的旧城，排水系统经常为人称道，据称是德国人所建。例如赣州，据报千年古老排水系统仍可保无涝。去年《中国新闻周刊》曾经有文，透露北京天安门广场先后于1958年和1977年敷设共有1500多米的地下沟。本次北京受淹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工师说，“只有天安门广场和奥林匹克公共区达到5年一遇的标准”。又据报道，在上海，少数重点地区的排水标准为“3至5年一遇”。

　　这就是说，中国的城市，还没有一座城市能够整体上把排水系统建设到“一年一遇”以上。我们知道，城市建设是有标准的。那么所有城市都未建设“一年一遇”以上的排水系统，应该是城市建设的标准产生了问题。

　　新华社报道在批评许多城市“重地上轻地下”时，援引专家观点，指责“城市太大，机能运转不灵”，而有的城市还在进行更大的规划。我想，如果排水系统确实是一个问题，那么这跟城市是大还是小没有关系，城市大了，暴雨会淹水；城市小了，暴雨仍然要淹水，因为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标准就是“一年一遇”，那么暴雨下到一年一遇以上，淹水就是必然，大城小城都一样。

　　近些年，几乎每年都有暴雨淹城的报道。今年这一段，淹水情况十分集中。但去年、前年、前几年，广州、北京、济南等城市也发生过暴雨导致交通瘫痪，其中济南发生了多人死亡，北京直到今年仍有人因暴雨淹水而失踪。

　　尽管如此，我不能肯定，排水系统的问题，“重地上光鲜，轻地下建设”是否可作为全部的原因。我想，排水系统不只是与地上迅猛扩张的辉煌构建相比起来显得不足，就算同样涉及水患预防，它也比防洪设施要脆弱得多。例如，地上防洪设施，很多重要城市可达“百年一遇”，而地下排水系统，全国各城市基本就是“一年一遇”。

　　如果说“重地上，轻地下”是一个问题，那么排水系统出现的问题，就难以单纯归结为城市政府不重视地下管网建设。“一年一遇”的国家标准，应当承担相当大的责任，至少这样的标准没有充分认识到渍水的多发性，对渍水现象给予了较高的宽容度。这里面可能有一种认识在指导，就是认为排水不畅产生的危害，不像地上出现问题（比如洪灾）那么大。实际情况，可能确实如此，洪水破城与暴雨倾城，造成的损失未必相同，然而，“百年一遇”与“一年一遇”，差距也实在太大了一些。

　　我读过一点防洪史，知道唐代无论西安还是洛阳，都因排水不畅而易致内涝，比起汉代长安的排水设计要差很多。现代城市建设，当然无不考虑排水安全问题，客观地说，所谓“逢雨必涝、逢雨必瘫”也是言过其实。但是，暴雨之下没有一座重要城市可以保证排水顺畅，已经越来越成为突出问题。

　　近几天，有越来越多的人传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据说这是法国作家雨果的名言。雨果是否确有此说，或者城市的良心是否可以由下水道来代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暴雨下到哪里，哪里就会交通瘫痪，水淹全城，确实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不安。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 上海世博会城市生命馆设计师宋建明曾经介绍，应当建设地下城市管道综合廊道，也就是“共同沟”来根本解决地下管网问题。共同沟这个专属的隧道空间可以集市政、电力、通讯、燃气、给排水等各种管线于一体，它于1833年在巴黎出现，现已被世界主要城市广泛采用。

　　不过，我看到日本自1958年开始建设共同沟，“目前，日本全国共同沟总长约为526公里”，不免有些疑惑。日本全国有多少座城市，也仅有526公里地下共同沟，可见地下沟建设之困难，就算中国仿效巴黎去建共同沟，需要多少投入和时间才能根除淹水问题？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