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民政部统计,我国目前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4700万留守妇女,相当于韩国总人口。她们大多劳动强度高,安全感低,精神备感空虚。如何处理好城市化与农村建设的关系?城乡统筹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浙江工商大学公管学院教授马良昨日走进本报《财经三人吧》,畅谈了我国留守人口的症结及应对之策。
吧主:大量农民工进城,不仅导致了大量留守人口,还影响了农村经济建设。房子空了,耕地荒了,夫妻感情淡了,问题孩子多了,这个群体已逐渐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难题”。长远来看,大量留守人口的出现,将带来哪些社会问题?
杨建华:我重点说说农村留守妇女的情况。在计划经济年代,受行政权力限制,夫妻双方分居两地者多,现在行政权力少了,市场的因素却多了。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了,留守妇女们除了要在家里撑起“一片天”外,还要承受着独守空房的煎熬,夫妻之间缺少了感情交流,于是,出轨的多了,离婚的也多了,由此带来对家庭和孩子的伤害也很大。除此之外,“不完全城市化”还有很多“潜伏问题”,比如,留守儿童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和父母的关爱;留守妇女要承受高强度的劳动和巨大的精神压力;留守老人也不能老有所养。
马良:最近我在做一个农村留守问题的课题。据我了解,一些留守家庭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丈夫外出打工,几年不回家,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夫妻感情缺失,家庭功能失衡,小孩子长大了甚至不认识爸爸。杨教授刚刚讲的是农村建设问题,其实城市化进程中也有很多矛盾,在当前“不完全城市化”阶段,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公平制度等都没有跟上,进城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城里人既离不开农民工又排斥农民工,很容易造成原住市民与进城农民之间的矛盾,使多数农民工缺乏归属感,产生一种“过客”心态,也不利于城市化进程。
看现状
一些留守家庭实际上名存实亡
吧主:这两天,在杭的外来务工者都掐着回家的日子。丈夫回家,留守妇女盼望已久。对“386199”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
杨建华:农村留守问题已逐渐引起社会重视,全国2亿多农民工不远万里来到陌生的城市,为城市建设奉献他们的青春,这势必造成一个巨大的留守群体,包括女人、孩子和老人,这是城市化建设中的一个必然产物。这几年来,新农村的路宽了,小洋楼盖起来了,农民的存款也多了,但正当农民快要跨入小康大门时,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出现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丈夫外出打工,妇女留守在家,既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小孩,理想中的幸福与现实的残酷让人悲喜交加,一面憧憬着美好未来,一面又经历着现实的折磨。
马良:我国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每年有一次“春运”,这恐怕也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我看来,这是城乡差距造成的:一方面,城市对农村有拉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会涌向城市“淘金”,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无法真正“进城”,他们在城市中没有落户的条件,享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医疗也得不到保障。总之,他们无法享受到城市社会资源,所以就有了留守人口,也就有了地球上每年一次的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结构上看,这是一种不协调、不公平的城市化,城乡二元结构直接制约着社会结构的优化。
谈原因
“386199”群体是城市化的必然产物
侃措施
宏观微观层面上都应有所作为
吧主:“386199”群体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且还可能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些“中国式留守”,我们是不是就束手无策呢?
杨建华:目前,城市户口的利益链条越来越短,农村户口的利益链条越来越长。调查显示,79.6%的农民不愿将户籍转为城市户口,他们认为城市户口没有用,生活成本和住房价格居高不下,且生活环境还不及农村,而20.4%愿意转为城市户口的农民的人主要是想让孩子在城里上学,接受更好的教育,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现在的问题是,进城门槛高,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进城生活成本和住房价格太高。那么,要解决这一难题,就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放低中小城市的进城门槛,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跟进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公平制度以及财富分配制度等制度性变革。
马良:依我看,让打工者回家也不现实,也有悖于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留守妇女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村经济的落后。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留守妇女问题较为严重的地区,大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无论对于改变农村面貌,还是解决留守妇女问题,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当务之急,也是“脱贫”的必经之路。杨教授从宏观层面说了一些改革的对策,这是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的。其实从微观上来看,也应该有所作为,比如,让农村引进社区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投入,让留守群体之间形成有自治力的小团体,将留守人员的资源整合起来,相互帮助,这样应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解决留守人口问题,单靠农民工自身的力量很难完成,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快针对农民工的政策和制度建设。
“关注观点背后的逻辑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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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留守妇女的困惑
“一看见婆婆盯着我看的神情,就浑身不自在”
王秋芳提着大扫帚站在院子中间清理着地上的垃圾。
她是这个家中的“顶梁柱”,丈夫自从收割完地里的麦子就去海南打工了,家里就剩下婆婆和一双儿女。婆婆长年身体有病,两个孩子正在上学,里外她得“一肩挑”,谁也指望不上。
除了逢年过节,王秋芳每天都在忙碌,地里的庄稼、孩子的学习、婆婆的病情、村里的红白喜事等,都得她操心。丈夫回家的次数她掰着指头都能数清。每当繁星闪耀的夜晚,总有一种莫名的寂寞涌上心头。
村子里,要数她家的房子最气派了,这都是他们夫妻俩用汗水一滴滴挣回来的。扫完院子,在给饲养家畜拌饲料的同时,她还得扯着嗓子喊两个孩子起床,“看看都几点了,太阳都照屁股了”。给婆婆熬好中药,她便下地里去了……
王秋芳作为一家之“主”,她希望能做一个尽孝的媳妇、能干的妻子、称职的母亲。
农闲时,王秋芳打算跟村里的姐妹们就近出去打短工,可婆婆是想着法阻挠。一开始,她还以为婆婆是好意,怕她出去上当受骗,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婆婆每天都到外面打听她每天的行踪,在监视她。
“现在一看见婆婆盯着我看的神情,就满身不自在,简直就成了家里的‘犯人’。”
(来源:山西日报)
农民工的“被窝子”值得关注
在广东,政府曾关注过农民工“被窝子”问题,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实际上,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据统计,去年全国有1.3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其中有5000万为已婚男性。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在,农民工游离在城市边缘,妻子儿女不能待在身边。老公常年在外,对农村留守妇女来说,这无异于是“守活寡”。也难怪近几年,农村家庭的离婚率和犯罪率逐年增长。
归根结底,农村留守妇女问题还是个农民工问题的后遗症以及延伸, 还是属于“三农”问题。只有把农民工所有问题解决了,理顺关系,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的问题才会水到渠成地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