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满头白发的张金只是村上衰迈老农中的一员,因为缺少青年人,村庄显得冷冷清清,与绿意盎然的田野形成鲜明的反差。

　　“386199”部队

　　这个丰林镇第一大村,人口1500多人,绝大部分青年像张金家的孩子那样在外打工,剩下一支“386199”部队――38代指妇女,61代指儿童,99代指老人,这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大量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后,在中国农村自然形成的最庞大的队伍。随着青年弃乡投城,留在村里的农民日渐衰老,种田面临没人接班的境况。

　　“儿女们不愿意回来种田,说不定我们成了‘末代农民’。”前不久,在农业部组织开展的“百乡万户调查”活动中,就有农民发出这样的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将来谁来种田?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副巡视员张辉坦言,这个问题确实越来越突出。

　　虽然现在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已经较高,而且农业生产环节可以购买服务,但这又导致另一个问题――农资上涨,尤其是粮价长时间停滞不前进一步削弱农民种田的意愿。尽管国家早已取消农业税、并且每年给农田实现一定的粮食补贴政策,但是农资价格上涨的速度和幅度远大于惠农补贴,种粮无利可图甚至存有风险时,抛荒成为不少农民的选择。

　　“能进城的都进了城”

　　“能进城的都进了城里。”湖南衡阳三农问题研究者刘放生感慨道,从2004年开始,他对衡阳县石市乡53个村进行调查,当时全乡52784人,其中15～45岁年龄段的青壮劳力26000余人,但进行农业生产的,不足2000人,其中从事全职种养的劳力几乎没有。

　　“目前,全乡青壮劳力还有所减少,该乡双河村560多人,从事农业田间劳作的仅50人左右,全是50岁以上的,平均年龄64岁,年龄大的80多岁,其中平均65岁以上的占50%以上。”

　　“年轻人极少搞农业了,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不仅会影响粮食安全,会加速农村社会的凋敝。”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不无担忧地说。

　　江西大畈村只是当下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而城市的理念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农村的每个角落。即使是不外出打工,农村青年也会就近选择县城,“县城是否有房也成了农村女孩找对象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青年逃离农村,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逃离。

　　尽管未来农村的经营方式和模式会改变,中国未来也许会涌现更多年轻的职业型农民,但文化学者摩罗认为,那时农民的概念已经变了,至少不会再像上世纪80年代的农民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代农民可能真是末代农民了。”

　　“这些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农业比较效益太低,”李昌平说。

　　对新生代农民来说,他们既不熟悉传统农业技术、不会使用传统农具,又不熟悉现代农业技术。虽然如今很多农民子弟都摘下了“文盲”的帽子,很多人却又戴上了“农盲”的标识。

　　不过,李昌平认为,中国土地上耕作的劳动力现在至少还有1.5亿人,尽管其中的大部分人是80年代之前出生的。但“末代农民”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第一,中国现在不是农民少了,依然还是农民多；第二,只要农业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不仅80后会返回农业,90后也会搞农业。

　　“中国只要提高农业比较效益,是不会缺人种田的。”李昌平认为。张辉指出,解决“将来谁来种田”的问题,关键是在加强农业生产力建设的同时,开发和利用好农村的人力资源,培养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