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市目前的车辆保有量为360万辆，交通堵塞与日俱增不可小觑。限号只是一种临时手段，关键还是观念的转变。此文提出了『要建立适合北京特点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发展模式』、『不能轻易放弃自行车王国的自身优势』、『政府有责任引导公众选择出行的交通模式』三个观点，虽是一家之见，却也不无道理。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四月十四日，当飞机平稳落地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叫儿子开车来接我。可是电话里他说：即日起北京市开始实行新的车号限行制度，我们家的车正好当天被限行，这叫我好不郁闷。没办法，只好花上六十多元打的回家吧。

上班后，听同事们说，我出国的这十几天里，北京二手车市场异常火爆，缘起也是新的车号限行。有钱人家为了出行的方便，纷纷购买了第二部家庭用车，原来车牌尾数是双号的，这次上牌子绝对换成单数，相反亦然。这样一来，有些小区里的车位顿时感到紧张起来……

新的车号限行制度实施是为了缓解首都日益严重的交通堵塞，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或者说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方面要抵御金融危机，拉动内需，政府不能给百姓的购车出行消费泼冷水发禁令；另一方面道路与公共交通供欠于求，城市管理者无可奈何。再说发展公共交通，改善道路结构，提高科学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笔者不禁想起十几天前在美国洛杉矶赶上的周末大塞车，其情其景与北京没什么两样。据说，我们现在的经历，人家都经历过。喜欢特立独行的美国人比国人还犟，就是喜欢一个人驾车，绝不愿意为提高所谓效率，和别人拼车上班。他们倒是也想了一些办法，就是把城市核心区（比如纽约）的许多道路变成了单行线，也就是我们说的平面立交，这样一来，单向行驶就规避了双向的冲突，客观上也大大减少了交通事故堵塞。而城市外延道路，则根据不同路段的不同车道，规定出不同的车速和准驶车型，政策上是优先了公交、公务和长途车辆。笔者不是夸别人比我们聪明，而是想请同胞们少些抱怨，多想想交通问题在非交通方面的因素和差距。

北京市目前的车辆保有量为360万辆，而且与日俱增不可逆转。

曾经有专家将北京和伦敦、纽约、东京、巴黎作过比较，结果发现有一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
首先是要建立适合北京特点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发展模式。以小汽车为主导的交通模式和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交通模式是两种典型的国际城市化交通发展模式。而美国大多数城市（如洛杉矶等）属于前者；而日本东京以及欧洲的大城市（如伦敦、巴黎等）则属于后者。

由于交通和土地使用方式是密切相关相互作用的。因此，以小汽车为导向的交通需要更多的土地用于道路和停车，这种交通方式增加了土地开发，带来了包括建设公路设施的各种经济成本，大量减少了绿色空间。显而易见，不适合正在加速城市化的中国。无须赘言，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交通模式可以高效使用因道路建设的土地需求，进而大量节省各种社会经济成本。

其次是不能轻易放弃“自行车王国”的自身优势

由于历史原因，北京旧城区道路稀疏，胡同狭窄，没有形成象欧洲城市那样较高密度的城市道路网，道路对交通的容纳能力极其有限。近年来不遗余力的扩充道路，使这座古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其实换个角度想一想，北京曾经拥有发达国家大城市所没有的、所羡慕的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那就是大量的自行车使用者。如果没有大量自行车交通的存在，北京的道路拥堵状况会更加严重，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会更加恶化。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应将大量的自行车交通看作是一个有利条件，而不应看作包袱和累赘。自行车交通即使在高收入国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比如东京并没有因为经济发达、生活水平高而放弃自行车交通。欧盟和日本已将非机动车交通纳入城市整体交通运输战略中。在荷兰，大力发展自行车交通已经成为一项国策，他们在总体规划中明确：“5公里以下的出行尽可能放弃使用机动车而改用自行车，从家到轨道交通车站，自行车是最合适的交通工具。”

还有，就是政府有责任引导公众选择出行的交通模式

中国的国情与国外公共交通发达的城市有很大程度的不同，东京、巴黎是在小汽车普及之前就已经建立起发达的轨道交通网络，伦敦地铁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而北京从拥有第一条地铁到现在仅仅四十年，这个日益迈向国际化的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发展可以说极其缓慢甚至滞后。在过去20年中，北京的个人机动化交通方式已经从不足6%增长到36%，而且这个发展趋势没有减速。如果在这个形势下公共交通得不到一个质的改变与发展，还将会有大量的人放弃公共交通和自行车而向小汽车方式转移。这样，火爆了车市，就会毁掉了城市。

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对改善和提升北京的公共交通体系已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和变化。尽管如此，和已成规模的机动车保有量及快速增长的势头相比，轨道交通建设还是起步偏晚，甚至进入了与个人机动化交通方式竞赛的状态，这一点政府的引导是有责任的。国外的经验表明，人们一旦选择了个人机动化交通方式，再促使其向公共交通转移是十分困难的，所花的代价也是极其高昂的。
东拉西扯了半天，可以肯定地说：如何引导大众出行使用公共交通模式已成为当前城市管理者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过还有一点是笔者要特别强调的：那就是人的素质。不少出去的人回来都感叹国外开车人的素质令人敬佩，那种遵纪守法的公民意识，安全礼让的社会文明我们难道没有差距吗？当然，交通管理部门也应该进一步端正管理理念。如何让交通管理更加科学化，让交通执法更加人性化，是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限号只是一种临时手段，关键还是观念的转变。刚刚富裕起来的人们，大可不必把车子视为身份财富的唯一象征；也不必盲目追求时尚消费的某种快感。倒是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生活里到底有多少事是一定要开车才能办的？我们的出行有没有消费了本不该消费的能源？我们改变了以往的出行方式是否合乎我们的国情？一句话，要从根本上想问题。笔者相信，当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当人们渡过了消费的盲目之后，当公众出行交通模式更加趋于合理的时候，当我们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的时候，车号是不需要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