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与当年英国利用全世界的资源支撑它的加速城市化的条件相比，中国人均资源匮乏，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藏的储量远低于全世界人均储量。与世界上已经进行过的城市化相比，中国的人口规模超过发达国家的总和，是西欧的3倍、美国的4倍，因而在环境、资源、能源、交通等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城市化进程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为此，本文试图结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探讨中国城市化的人口挑战。

2010年11月23日7点53分，这个叫王柏彦的婴儿呱呱落地。他的到来给家庭带来了无限喜悦。

据测算，我国平均不到2秒钟有1个新生儿诞生，每分钟有38个新生儿诞生，每小时有2273个新生儿诞生，每天有5万个新生儿诞生，每年约有2000万左右的新生儿出生。

由于二元户籍制度，在这约2000万新生儿中，约有660万被人为地划分为非农人口，约1300万被划分为农业人口。因王柏彦的父母都是北京市非农人口，他自然也就成为乡下人羡慕的北京城里人了。也就是说，他一出生就被城市化了。

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未来，我国的人口总量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5亿，城市化进程面临的挑战可见一斑。

对眼下正紧锣密鼓进行中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英国《独立报》的报道就感叹说：“10天查13亿人，中国这人口普查真够难的。”其实，难度还不仅仅于此。长期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的大规模流动人口以及严重的人户分离现象，都加大了此次普查的难度。

尽管如此，各界对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纷纷寄予厚望，希望这次普查能够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藩篱，让非农人口和农业人口成为中国的历史！

人口普查：摸清“以人为本”的对象

由于人口普查可以了解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人口的分布，为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它通常被形象地比喻为是对全国的人口数量和结构进行“摸家底”。

其实，这种“摸家底”在我国古代就有了。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曾对全国人口进行过一次声势浩大的“点闸对比”，给每户编制户帖，这种“户帖”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户口本”。明太祖的这场“人口普查”比美国(1790年)和英国(1801年)的“国情普查”早400多年。英国学者卡尔津曾著文感叹：“此为全世界最早推行全国人口普查的明证和榜样！”

事实上，我国最早的“摸家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00年的尧舜夏商时。据《史记》载：“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说的是大禹曾为治水进行过人口调查，当时登记人口为1355万人。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也进行过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汉书?地理志》说，当时全国共有居民12222062户，59594978人，数字精确到个位，所下的工夫可见一斑。等等这些史料都说明，我们的先人深知统计人口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分别在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年成功进行过5次全国人口普查。梳理五次人口普查不难发现，每次人口普查都与我国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规划息息相关。

如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是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是在我国经济经过调整后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形势下，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的制定；1990年，为了检验“七五”计划执行情况，制定“八五”计划，并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依据，我国政府决定进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

此次人口普查也不例外。“相关数据将为国家制定各项政策和规划提供客观依据，大到十二五规划纲要，小到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配套建设，都需要参考真实有效的数据。”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没有准确的人口数据,很多方针、政策及发展战略的制定,就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难以做到有的放矢。

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也表示：“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以人为本’的服务对象到底有多少？进行人口普查，搞清中国人口的总量、结构、地域分布，对于各级政府制定‘十二五’规划是一个基本依据。”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人口普查不仅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更是与大家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诚然，人口数据是所有统计数据中最基础性的数据，在当前我国加速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幼儿园、学校、养老院、医院、图书馆、公交等公共设施的建造，基本医疗、养老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就业岗位的提供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都离不开对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年龄结构的准确掌握。

流动人口成最大“拦路虎”

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我们国家的人口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流动人口数量大量增加，流动区域扩大，人户分离现象普遍。虽然我们每年开展了1‰人口抽样调查，2005年还进行了1%人口抽样调查，掌握了一些基本信息，但总的来讲，对人口状况掌握得还不是很全面，一些人口的新情况、新变化还需要通过这次人口普查来全面了解。”

然而，与2000年的“五普”相比，经过10年的飞速发展，城市化、社会流动、利益多元化、社会心理变化，都给此次人口普查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关于此次普查的新困难，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流动人口多、人户分离现象较普遍和入门难是面临的三大挑战。”

而人口普查刚刚开始，这方面的报道便屡见报端。浦东张江镇香楠路居委会的普查员陈德明今年64岁，先后参加了上世纪90年代、2000年和今年的3次人口普查。“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大，人口普查难度越来越大，过去是串门普查，后来是敲门普查，现在经常要预约普查，甚至还敲不开门。”

继而，流动人口被认为是最大的难点。当今的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因正在加速进程中的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成为世界上人口流动规模最大、流动速度最快的国家。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有1300多万农业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2009年我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3亿之巨！

“除了农业人口流动规模大，非农业人口的流动也不容小窥。”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让非农业人口在城市间、区域间呈现梯度流动的发展态势，“也就是说，小城镇的人会流向中等城市，中等城市的会流向大城市，大城市的会流向特大城市，欠发达地区的在流向发达地区”。他估算这部分人口也将是一个惊人的数据。

为了摸清我国流动人口到底有多少，此次人口普查第一次将流动人口既在流入地(居住地)登记，也在流出地(户籍地)登记。这一变化也引起了外媒的热议。

英国《独立报》报道指出，“这是中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却是第一次查录人们的居住地，而不是户口所在地。”文章指出，“这么做的目的，是要对那些在过去十几年来偷偷进城找工作的人进行摸底。”

在2000年的统计中，中国普查的人口总数为12.95亿，但是其中并没有覆盖那些在城市里居住不满6个月的外地打工者。

印度的《印度教徒报》直接以“中国人口普查的重点就是流动人口”为题报道称，10年来，中国首次试图给不断扩大的外出打工者大军勾画出一个大概的蓝图，做到心中有数。

因此，11月1日零时起正式开始的入户登记被媒体形容为是最后的冲刺阶段。冲刺的质量将直接决定这次普查的成败与否。而衡量成败的唯一标准，是普查到的数据是否真实、准确、可靠。这也意味着，600多万普查员必须敲开每一户人家，逐户盘点，做到“一个都不能少”，才能让投入人力达600万、预算资金80亿元，包括方案设计区域划分、电子地图绘制、人员选聘与培训、户口整顿和摸底调查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长达三年之久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成功！

“六普”为户籍改革探路？

对于第六次人口普查，专家、媒体近日纷纷表示，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下一步我国的人口政策。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取消“农”“非”户口，取消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在福利上的根本差异等，成为很多人对“六普”之后人口政策的期许。

“归根结底户籍制度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这是造成人口普查难的关键点。” 中国人民大学学院副院长刘春表示，户籍改革是大势所趋。从目前形势看，改革方向很明确。

《南方人物周刊》在报道开篇即指出，根据准确的流动人口数据，改革目前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将决定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未来。这正是此次人口普查最重要的意义。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国家统计局按城镇常住人口计算出的2008年城市化率为45.68%，而我们按照非农人口计算出的中国城市化率仅为33.28%，两者之间的差值高达12.4%，涉及人口达1.61亿人之多！”
 

“这意味着，在寄托诸多福利待遇和公共产品的户籍制度之下，超过1.61亿人(绝大多数为农民工)生活在城镇，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之中，然而，在身份认同、社会保障等方面却游离在城市之外。在2009年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我们将其称之为被城市化、半城市化或灰色城市化。”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如果不进行户籍改革，随着每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差值有被逐渐拉大的趋势。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牛凤瑞在近期举办的中国城市化论坛上表示，改革开放已经30年，约占农民工群体60％的新生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群体正在崛起，每年还在以800万—900万人的速度扩大。2020年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将达2亿人以上。与其父辈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心态和观念上更向往城市生活，融入城市诉求更为强烈。

他警告说：“如果农民工不能顺利平稳的市民化，则我国在延续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同时，又将在城市内部形成新的二元社会结构，不仅有悖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且将成为城市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改变这种户籍管理制度是必然的，早改比晚改好，改得晚将支付更高的社会成本。”

重庆市统筹城乡配套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徐强也在介绍重庆户籍改革经验时指出：“重庆户改是顺应形势的一种改革。”他分析说，因为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化进程最关键的一个方面，是造成“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分离的根源。在中国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的农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实现“土地城市化”的同时，以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为特征的城乡二元特征，又带来了“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分离，约束了“刘易斯拐点”的正常出现。

他以重庆为例，1997年重庆的户籍人口城市化率19.5%，常住人口城市化率31%，期间差了11.5个百分点。但是经过这么年的变化发展，重庆的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增长了10个百分点，而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增长了20个百分点，就造成了目前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相差26个百分点。

近期，《南方人物周刊》也以深圳为例分析认为，30万的人口基数在30年间急速蹿升至1500万。根据深圳官方今年上半年的统计，非户籍人口在深圳已超过1200万，约是户籍人口总量的6倍。按照中国人口管理的常规做法，非户籍人口即编入流动人口管理，深圳已经成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倒挂最严重的特大城市。

然而，这种“倒挂”绝不仅仅存在于重庆、深圳！据上海市人口计生部门披露，2009年来沪常住流动人口达到542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例为28.2%。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数据表明，北京2009年全市实际常住人口1972万，流动人口已超千万……

在这种“倒挂”下，直接带来的就是城市资源的不堪重负，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巨大压力。

“因为这种流动是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果，而非人的意愿或者规划而为。”中共中央党校校委教研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在日前接受城市化杂志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认为，取消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的管制制度，让居民在城乡间和不同地区迁移，是公民的自由权利；人口管理是到了从目前的农村和城镇两类户籍管理加临时居住证制度，改革为人口和户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加固定居住(在一个地区居住法定时长)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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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户籍制度

1958年1月9日，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由此，中国人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历史地看，户籍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它背后承载的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所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整体构成了一个利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可以说，二元户籍制度人为地将中国公民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部分，事实上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了两个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上有重大差别的社会等级。

我国六次人口普查概览

第一次人口普查：以1953年7月1日零时为人口调查标准时间。调查项目包括本户地址、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与户主关系等6项，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查清了中国人口底数。
第二次人口普查：以1964年7月1日零时为人口调查标准时间，增加了本人成分、文化程度、职业3个调查项目。
第三次人口普查：以1982年7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间，调查项目增加到19项，第一次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
第四次人口普查：以1990年7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间，登记的项目共21项，是以往历次人口普查调查项目最多的一次。与前三次人口普查采取的设立普查登记站的办法相比，这次人口普查改为主要采取普查员入户点查询问、当场填报的方式进行。
第五次人口普查：以200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间，普查项目增加到49项，并首次采用光电录入技术，为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口依据。
第六次人口普查：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间，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后进行的第一次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本次普查分为长表和短表，其中短表共有18个项目，按户填报的有6项，按人填报的有12项。供港澳台和外籍人员使用的普查表短表共有11个项目。普查表长表共有45个项目，按户填报的有17项，按人填报的有28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