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津逵：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25家高端智库之一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资深研究员、中国市长协会顾问、北京大学景观学院客座教授。

　　编者按：

　　在很多人的心中，深圳是中国的特区、是一座新城，只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岁月有关，似乎并无历史可言。事实真的如此吗？

　　日前，在深圳市南山区图书馆和大学城图书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李津逵从历史视角梳理深圳在文明史中的位置，并提出对未来深圳发展方向的思考。上一期城市化杂志在《深圳离世界有多远》上半部中，浓缩概括了深圳的古代和近代史:从东亚农业文明边缘”，到“海洋亚洲的潮头”，再到“西风东渐的风口”。本期继续刊载下半部分，讲述当代深圳的风云变迁，并为深圳的未来把脉建言。

　　第四阶段：“反帝斗争”的前哨

　　华族南下的落脚点，西风东渐的风口，向往接受先进文明挑战的地方，当新中国采取向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美国英国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的盟国就成了敌人，而毗邻香港的深圳便成了“反帝斗争的前哨”。

　　西方文明的创新中心从古希腊、地中海，经过文艺复兴到了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到了美国，接下来创新中心从美国的东部转移到西部，来到了太平洋的东岸。如果说20世纪几乎人类所有发明创造都是围绕大西洋的话，现在太平洋正在变成人类文明创新舞台聚光灯的焦点了。

　　当深圳成为反帝斗争前哨的时候，整个人类文明已经从“工业1.0”变成“工业2.0”，电动机、内燃机出现了，到了70年代“工业3.0”信息化出现了，计算机出现了，当时的中国还在闭关锁国呢。中国人民在新中国前三十年付出了奋斗和牺牲，可是整个中国经济却到了崩溃的边缘，这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宝安县的农民就像当时“迁海令”时代一样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

　　当时宝安的妇女带着他们的孩子去香港探亲，接受了深圳边防战士检查之后，走过罗湖桥，再接受港英方面警察的检查。经过战后的迅速发展，70年代的香港已经是东方之珠了，但当时宝安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1949年拥有147家旅馆的深圳镇，到1978年只剩下两家旅馆了。这里人的祖先就是因为不愿受苦才勇闯南方，历史上与香港就是一个县就是一家人，现在有这么大的落差，他们会安于在人民公社老老实实挣工分吗？结果出现了“大逃港”。有些人逃过去留在了香港，有些人被抓了回来，一步一行泪。报纸上刊登他们的照片还拉黑他们说，我们又抓了一批美蒋特务。

　　所以宝安县的农民说，你们的改革开放是用笔写在纸上的，而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用血和生命写成的。“大逃港”震动了中央高层，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不是出动军队可以解决的。广东有良知的干部也看到这样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于是，地方上想办出口加工区，中央支持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是深圳的原住民用他们的牺牲坚定了中央改革的决心，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这样诞生了。

　　第五阶段：改革开放的起点

　　二战之后美国的加工制造业转移到了日本德国，日本德国又转到了四小龙，到八十年代四小龙的成本高企加工制造业势将转移，往哪里转？如果中国继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那么今天大家环顾周边是经济远比中国发达的东南亚。

　　1980年春节，创立蛇口工业区的袁庚到渔村给村民拜年，渔民屈春华一眼认出当年他撑船运送攻打大铲岛的解放军团长。解放三十年屈春华生了7个子女，但其中6个逃到了香港。宝安农民大逃港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什么是“改革开放”?就是当巨大的文明落差摆在这里，巨大的人口规模摆在这里，高水头、大水量，这个“文明的瀑布”巨大的势能完全可以转化为巨大的动能，只要把水轮机装上就能发电。但是敢不敢装水轮机？深圳经济特区其实是人类常识的“常区”，《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给深圳的特殊政策，例如企业用地要缴地租，经营要纳税，用工要签合同其实都是常识，为什么按常识办事要设特区，就因为计划经济下国家是一个“特国”。鲁迅先生说过在中国搬一个炉子都要死人，谁敢把水轮机搬到瀑布下面去？这就挑战领导者的勇气和担当了。中国向哪里开放？邓小平没有把中国引向苏联东欧的“经互会”，没有走回头路，而是向着关贸总协定，也就是今天的WTO开放。

　　无论深圳还是蛇口，中央给出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但并没有具体的路线图。正是那些开拓者将这个自主权用到了极致。袁庚是一位国企领导，但是他通过住房货币化等制度让职工实实在在享有了个人的权利，开始摆脱个人对于组织的人身依附，从而可能向往和追求自由。他说：“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的发言权”，在蛇口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深圳建市之初的一位市委书记说，办出口加工区，“要杀头就杀我好了”。建市之初的一位市长说：“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们的名字现在主流媒体上很少看到了。

宝安农民大逃港

　　我们的李灏书记说，改革是什么?就是要把合理不合法的变成合法。

　　就是这样一个个深圳的创始人以他们的胆略以他们的担当，把水轮机放在瀑布之下，把这样一个按照常识应该做的事情勇敢地做下来了。不是他们比别人懂得多，而是他们有担当，他们是代表人类文明方向的共产党人。郁达夫曾经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1991年苏联东欧剧变，那时全国弥漫着反和平演变的气氛。又是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志来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说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就是不要再回到原来苏联东欧的体制中去，就是要向人类的先进文明继续开放不动摇。这样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就奔着深圳而来，因为深圳与世界接轨，深圳是全中国距离世界最近的地方。

1991年邓小平同志来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说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

　　这些闯深圳的人们，他们就在简陋的环境下工作。他们送一桶水挣一块钱，送一个快递挣五毛钱，在工厂里打工一个月挣几百块钱，当他们用最简单的缝纫机缝鞋袜的时候，北京的机床厂已经有加工中心，上海投资上百亿引进成套设备建设宝钢了，深圳是在多么低的起点上起步的呀！今天回过头来看，千万不要怕起点低，只要路子是走向人类先进文明，就有后发优势。当初敢于走这条路才是深圳奇迹。

　　这些闯深圳的人们，他们住在哪里呢？就住在遍布世界的岭南文化的聚居地，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叫做城中村，在世界各地叫做唐人街。城中村中半数以上的人家都有海外亲人，他们的观念见识决非北方农村可比。深圳人口从30万到两千万，城中村也就不断长高。全国各地来深打工的年轻人们，他们在城中村享受到清洁的饮水、安全的用电和方便的服务，大都市中的低成本生活区在很多国家就是贫民窟，但深圳不是。城中村中住着上千万人，城中村是深圳的“奶娘”。

　　13年前，我在城中村见到一个女孩，她帮哥哥嫂子打理完一天生意之后坐在门前读一本书，我看她读的是什么书？《会计原理》。今天她可能在一家公司做财务总监了。我还看到一个小学生在灯箱下写作业，如今她可能大学毕业了。

　　为什么深圳在四个特区中一枝独秀？其他特区也是闽粤文化，我们不能不考虑香港的影响。因为香港是英国的文明与中国智慧的结晶，英国的文明从古希腊而来，深圳就扮演了香港经验向内陆传播的转换器：例如在香港叫“股份制”，深圳叫“现代企业制度”：香港的“土地批租”，深圳叫“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有限期出让”；香港的“住房按揭”深圳叫“分期付款”；香港的“差饷”深圳叫做“物业税”。深圳所有制度的创新，几乎都是学习借鉴香港的结果。

　　深圳另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大规模高密度的移民人群。与全世界历史上所有文明创新中心一样，深圳的人口主体也是移民。移民社会中人们相互看重的是能力和责任，相对少看的是背景和出身。“英雄不问出处”，所有闯深圳的人都改变了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命运，都做出了在故乡难以成就的一番事业。

　　大家想一想，深圳在改革开放中遭遇了多少挑战？从成立特区以来“姓资姓社”的诘难到九十年代浦东开发，从香港回归给深圳的影响，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港珠澳大桥是个“单Y方案”，600万人口的香港加150万人口的珠海再加60万人口的澳门，不到一千万人使用这座大桥，而两千万人口的深圳在旁边看着。所以，不要认为自上而下的规划带来的都是机遇，很多的时候带来的是挑战，深圳就是在艰难困苦中间倒逼着走到今天的。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现在知名民营企业的研发基地、全国的创客基地，都可以看到深圳的影子。在“WFC指数”（科学论文数）排名时产出最多的是北大清华，找不到深圳的影子，因为深圳就没有什么国家投资建的大学、建的重点实验室，几乎没有拿到国家教育科学资金，但是当我们看“PCT”（国际专利）数量排名时，深圳占全中国的一半。如今中国人已经是全世界第二PCT申报大国，而这第二中间有一半出自我们的深圳。这是因为深圳百分之九十的科学家、工程师在企业，百分之九十的科技投资在企业，百分之九十的技术成果是企业创造的，而且深圳企业的主体是民营企业。深圳走出了一条民营的、草根的、野蛮生长的技术创新之路，吸引了全世界的创客到这里来。

　　第六阶段：现代化先行区

　　深圳曾经是“香三年臭三年，不香不臭又三年”，深圳被夸成一朵花也就是最近这三五年。所以千万要小心，不要被别人捧杀。今天不要再夸深圳是“奇迹”了，因为只要走上按常识办事的路一切都顺理成章：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是普遍规律，深圳并不例外。经济迅速增长因为按常识办事，不必大加赞美。巨大的财富来自文明落差，而不是我们的发明创造。二十年前谁能想到今天所享有的财富？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得到。那么这二十年来的财富是哪儿来的？如果你说我们勤劳勇敢，那么我们的父辈呢?他们当时哪有双休日、单休日? 当时叫“活着干，死了算”。如今巨大的财富来自我们的落后文明与人类的先进文明接轨了。这是一个常识，这个常识一定要不断地讲，否则我们很容易回归老路。例如深圳这个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城市如果也跟着“做强做大国企”，那就会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破坏自由创新创业的城市文化，就会走回头路。

　　四十年前深圳就是一个马前卒，在全国无关轻重。“杀出一条血路”就是做一个破冰的试验，但今天深圳所走的每一步，可能都受到全国的关注。国家给深圳的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而“先行”不仅要深圳的速度快、质量好，更要问深圳的方向。就像成语“南辕北辙”的故事，仅仅“马快、车好”是不够的，先行者一定要确保方向正确。从“杀出一条血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说明深圳的道路得到了共识。坚持市场经济，坚持民营主体就不会偏离。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深圳成为距离这个舞台中心最近的制造业城市。同时我们一定要清楚地看到，深圳在基础科研、在高等教育、在文学艺术、在对接世界的法治环境和社会治理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面临严峻的挑战。

　　深圳提出了“全面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影响力卓著的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奋斗目标，这就需要拿出40年前建市之初的英雄气概。当年深圳的GDP仅有8.3亿的时候，就做出预算要投7个亿建设8大文化设施。我们今天享用的大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已改为少儿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目前众多市民正呼吁不要拆除这座优秀历史建筑）都是深圳GDP仅仅8亿时候建起来的。今天深圳的GDP是当年的三千倍，财政好象非常“不差钱”了，但是全国最著名的博物馆没有深圳，全国最著名的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没有深圳，全国著名的交响乐团数到第十三才有深圳。香港有亚洲一流的演出场所十来家，广州歌剧院、星海音乐厅也都能跻身亚洲水平，深圳呢? 今天比起深圳当年对于文化的追求和坚守究竟怎样? 深圳如今也在引进大学，这些大学倒底是为深圳带来“大师”，还是到深圳建起几座“大楼”? 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关注。

　　深圳需要补课，补什么课?

　　首先，深圳在未来一定要成为双语城市。

　　这是国际化的前提，因为汉语世界远不如英语世界宽广。感谢徐火辉老师的“原典英语学习方法”，通过外语学习背后的脑科学、认知科学原理他发现了中国人学英语方法的根本误区，他在实践中所倡导的以聆听为核心的学习方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深圳人所接受，并且出现了超出我们想象力的见证。掌握至少双语，深圳才能够跻身人类文明的创新中心；

　　第二，深圳一定要成为一座美丽城市。

　　为什么十九大27次提到“美”? 因为审美几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绝症。深圳元培学堂赵孝萱校长认为，美育不等于艺术技法教育，更不等于风花雪月。美育是生命感性教育，是价值观的教育、是一种关于情感与幸福的学问。今天深圳在城市管理、社会治理还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城市景观也缺少“到位”、“会心”的感觉，从根本上说是审美能力的缺失。

　　第三，深圳要成为一座包容发展的城市

　　徐景安先生创办的“幸福研究院”，他们不仅多年来接听了几万通心理咨询电话，挽救了50多个打算轻生的活生生的生命，还系统地提出了共享深圳的理想。很多公益组织如“行动亚洲”张媛媛老师到中小学到社区普及同理心和共情感，呵护我们城市的温度。正如任正非先生所说：“不要总想着我、我、我，要想到地球、地球、地球”。深圳能够关心到他人的苦难时，她自己才能成为一座幸福城市。

　　第四，深圳要成为一座超越挫折的城市

　　未来的四十年很难再象以往四十年那样顺风顺水，全球化正在退潮，深圳在未来一定会遇到更大的挫折、更大的挑战，这次中美贸易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深圳。无论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在未来超越挫折? 我们的孩子能否在大自然中行走露营，能不能拿着一个指北针翻山越岭，独立地制定计划、克服困难、实现目标?我们有大海，孩子们可以扬帆，我们有蓝天，孩子们可以去空中翱翔，只有经过磨练，他们才能担当使命。

深圳博物馆

原典英语徐火辉老师讲座

　　纵观深圳这片土地的命运，她的自由、包容、勇气使她有可能最接近人类文明的创新中心。每当国家闭关的时候深圳总是受害最深，每当国家开放的时候深圳就会焕发出惊人的能量。一个人在内陆地区体制内平平庸庸、怀才不遇，可是到了深圳他就能释放出惊人的能量。今天中国离世界舞台中心越来越近，我们期盼未来的中国会更加开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深圳能为人类文明做出的创造才刚刚开始，因为深圳已经一次次地证明我们的想象力是多么的有限。

　　（本文是在讲座速录稿基础上，参考了陈秉安、南兆旭、张一兵等深圳学人的研究成果，和《深圳通史》、《时间的风景》，吸收了与张东煜等专家讨论的内容。特此致谢！文中错讹由作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