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里有2200万人，和澳大利亚国家人口接近。他们每天需要消耗1000吨土豆、60公斤香菜、200吨洋葱、3000万公斤猪肉和1.8万吨水果。每天凌晨，超市老板、食堂经理、生鲜网站采购商、蔬菜商人会开始为北京人一天的饮食而忙碌。

　　在北京七环外的“高碑店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简称“高碑店市场”），上万人的命运同样与北京紧密相连，但他们正在被放弃、被忘记。

　　你比五环多两环

　　一车山东大葱运到七环外的高碑店市场，需要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卖光。在北京，这个时间是三天，甚至更短。

　　2015年，当山东商人田宁来到河北高碑店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的时候，是一场豪赌。在政策文件里，他和他的生意属于被疏解的对象。离开了北京南四环的新发地，他知道自己不会再有机会回到那里。而他赌的是北京将进一步限制货车出入北京，而被称作“亚洲最大菜市场”的北京新发地将被整体搬迁到高碑店的传闻一时甚嚣尘上。

　　田宁的命运和北京的“非首都职能”疏解紧密相连。四年过去，北京城里的动物园批发市场、花乡批发市场等多个市场或关停或搬迁，八里庄等多个菜市场也被拆除，但新发地除外。外地的卡车进入北京并没有如想象中受到限制，高碑店市场里人烟稀少，鲜有来自北京的客户。

　　和高碑店市场的冷清截然相反，2018年，北京新发地取得了千亿元的历史最好营收记录。在萧条中，田宁将自己过去在北京十三年里打工和做生意存的70万亏完。

　　田宁窝在一辆开了五六年的车上，守着摊位上近万斤的大葱和胡萝卜，反复念叨自己的生活还不如一个保安，“保安起码一个月还能赚3000块。我们卖菜的就是一个乞丐。”

　　他在2018年夏天回到了北京，这个他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为了谋生，他成为了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站点位于阜成门金融街附近。

　　他深陷一种巨大的冲突之中。因为这名失意的商人来到的是中国金融资源最集中的地方，是一片代表财富的风水宝地。放下自尊，他每天到公司开早会，听经理训话，强调“对客户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基本原则，然后中午开始送餐。他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常去的中国银行、民生银行等大机构总部，那些客人接到他的快递，都彬彬有礼地对他道谢。直到有一天，他在一个小区里送餐，却遇到了一个熟人。

　　“大老板，怎么干起了外卖？”熟人这么跟他打招呼。

　　他一时愣住了，不知该怎么回答。“减肥。”他感到很不好意思。回家一细想，他发现减肥这个理由不太成立，于是之后对外解释统一用的理由是“体验生活”。

　　他感到北京的钱很好赚。第一个月收入八千五，比做蔬菜批发的收入高多了。但他只感到很少的尊重，走入高级写字楼，他会被保安们呼来喝去，有的楼不准外卖员搭乘电梯，就算是二十楼他也只能爬楼梯。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因为饭店出餐速度慢导致了延迟。他飞奔着把外卖送到后，客户生气地对他说：“我看你年龄也不小了，也挺不容易的，这回我就饶了你。”他点点哈腰，连连道谢，出了门又发短信给消费者说谢谢，“如果您投诉的话，我这一天活就白干了。”

　　他做了两个月送餐员，又回到了七环外的高碑店。他发现自己有着无用的虚荣心，无论如何，在这里他勉强算是个老板，不用受气。

　　只有讲到他的胡萝卜和大葱时，他会变得眉飞色舞。今年40岁的田宁，从山东一家酒企下岗之后，在广东和湖南做过大蒜和胡萝卜生意，在北京做过顺丰和京东快递员。他将自己的历程形容为赚了点钱就回蔬菜行业。

　　他把做这个行业比喻为“比赌博还上瘾”。因为利润微薄，批发商们通常依靠价格的暴涨和地区间的价差赚钱。在批发业，“砸行”被称作降价，“起行”意为涨价，由于批发商进货量大，每斤价格的微涨也能让他们获利颇丰。他津津乐道于2016年，胡萝卜曾经每斤上涨了5毛钱到一块钱，这让他从山东、安徽等地发一车货就赚了三四万。

　　2016年之后，超市里菜价的上涨呈持续上涨趋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里，2018年蔬菜价格也同比增长7.1%。然而，供应链上的农户和一级批发商们并没有尝到甜头。“胡萝卜十年前四毛钱一斤，现在批发价还是四毛钱一斤。”他将价格上涨归因于北京房租的上涨、包装箱因为满足环保需求涨价等原因，“现在能不亏钱的都是做得好的。”田宁这么说。

　　在高碑店，田宁的周围全是失意的生意人。田宁2015年来到这里，看到商户们走了，又有新的“韭菜”顶上。“都是一些不懂行的人，”他的语气里充满鄙夷，“以为蔬菜生意很好做。”他随口就能说出好几个这里亏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夫妻离婚的例子。

　　这名七环外的临时居民，被驱逐、被流言左右，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他前两年还聘用了工人，4000块钱一个月，现在决定活儿全自己干。他租了三个摊位：“一个摊位月租800，还有自己的房租、吃饭，钱从哪里来。想保本都不容易。”他愁眉不展。

　　来到这里的人都和田宁一样，对北京和河北的一体化发展充满了梦幻般的幻想。在他们的想象里，这条“比五环多两环”的大七环贯通了北京和河北，它将把无数原本属于北京的机会带来河北。这条穿过北京郊区和河北、长达940公里的环线，被誉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排头兵，但却把世界分割成了北京和河北两个部分。田宁发现，离开了北京，一些能轻易获得的东西再也无法轻易获得。他跟无数人一样，如同潮涨潮落，离开北京、又回到北京。他回到北京，是一种逃避；而再次离开，是为了有一天再回到北京。

　　唯一让他还留在高碑店的理由是觉得就这么走了怪丢脸的，周边全是山东同乡，做的也是大葱生意。“命运如同潮涨潮落，反复无常。等到连一车货都没钱装、彻底死心的时候，我就再回北京找机会。”他说。

　　豆角大王的忧愁
 
　　从任何一个角度，高碑店蔬果市场建筑物都是优雅、繁荣的反义词。它本应成为“河北版筑地市场”，但这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舒适的场所。三轮车、面包车、卡车没有章法地停在路边，建筑则四面透风，在零下十度的冬天，商人们都裹着厚重的军大衣，冻得瑟瑟发抖。

　　和田宁一起来到这里的还有“豆角大王”孙永彬。他是市场里少有的出得起1500的月租，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的商人。他曾经是北京新发地的著名商家，十多年前，因为和人打赌一天能销完一车（28吨）豆角，而被封上了“豆角大王”的绰号。

　　他同样出于对北京新发地搬迁的期望，来到了河北。在北京，他的生意做得比田宁大得多，但在高碑店，迎接他的同样是亏损。2015年，搬来的第一年他亏损了三十万，在北京所积累的六十多名大客户全部流失了。他们担心这里品种不齐，也对来一个陌生地方心存疑虑。

　　豆角大王是高碑店市场的一张名片。他熟练于应对媒体，一开始的谈话他会兴致勃勃地表示，这里和北京做生意没有区别。必须花费一些技巧和时间，他才会承认，这里远远落后于北京新发地市场。

　　过去，在北京做生意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孙永彬和大客户们联系，每天天还没亮，就知道能卖出多少货：“有时候，你都不用出门就可以卖掉半车货，剩下的就好操作了。如果一天都没人给你打电话，早上起来就立刻决定便宜卖。”他否认自己是市场上价格制定者，只是总结自己的原则就是把货卖了，挣钱。

　　在蔬果业者眼里，北京市新发地是一个传奇，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即便在七环外，市场里的每个人几乎都熟知它的发展史：位于南四环外，最堵车的时段是凌晨四点；1988年，它由13个人、两亩地发展起来，现在的面积超过1600亩；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北京四环内禁止货车在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之间进入，新发地迅速崛起，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最大的果蔬市场。这里被BBC称作“北京饮食文化的灵魂”的地方，每天的吞吐量达到1.8万吨蔬菜和1.8万吨水果。

　　在孙永彬的记忆里，北京新发地周边4公里的路堵上6个小时是常有的事。那里还是个“认货不认人”的地方，只要货好，过去了就会被哄抢，有时候越昂贵的越抢手，新疆空运来的芦笋卖到50块钱一斤，北京人买起来眼睛都不眨。

　　然而整个华北，除了北京，再没有哪个城市有这样的消费力和好胃口。这使得高碑店市场的规则完全不同。好蔬菜卖不出价格，降价甩卖也没人要。孙永彬过去的降价甩卖法则在这里也不起作用，因为需求只有这么多。

　　批发市场的竞争是全国性的。来自内蒙、山西等地的批发商，可以来高碑店，也可以去北京。“但现在来这里的人还不多。”孙永彬夸高碑店市场里交通方便，但也不得不承认事实。

　　而他的麻烦不只是客源不足。他需要应对有备而来的、擅长资本运作的炒家，在涨涨跌跌的市场环境里搏击。过去几年，豆角在3毛钱到25块的价格区间里剧烈波动。他需要根据价格波动，迅速作出决定。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高碑店，孙永彬都是消息大王。豆角是一种反季节作物，进入冬天，北方只有少量价格昂贵的大棚蔬菜，市场上的豆角大多从南方运输过来。“中国的每条高速公路、省道，哪里有事故影响了运输，我都会第一时间知道；哪里的包装降价了、哪个炒家租了大量冷库可能会有动作，我都有消息源。”他这么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快速掌握小道消息并加以运用，以从中牟利是蔬菜业大卖家赖以生存的基本功。

　　他在办公桌前运筹帷幄，影响着民众和商家在超市、菜场等场所能以什么价格买到豆角。他不满足于只是一个豆角大王，或许“蔬菜大王”才是一个他更在乎的名号。为了掌控了上游种植的产量和品质，在云南，他租下了600亩农田，农户帮他种了2000多亩，种植品种也由豆角扩展到辣椒、茄子等。

　　再怎么扩张，他做的仍是个靠天吃饭的行当。接受采访时，电视里的新闻播报着南方地区将迎来寒潮，“下雨会让蔬菜腐烂，变质，”他叹了口气，“但我最盼望的天气是下雪。”下雪会影响交通，也会让南方蔬菜种植遇到麻烦。“菜贱伤农，菜贵伤民。我不应该盼菜价太高，但价格太低我们和农民确实很难生存。”

　　“豆角大王”对未来悲喜交加。他乐观地觉得，高碑店到北京一共70来公里，根本没有差多远的距离，而且这边根本就不堵车，能节省更多时间，北京的商家没有理由不选择这。有时，他又悲观地觉得，高碑店市场真正能繁荣还得等北京的疏解，而现在一点迹象也没有。他发现，当北京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庞大，它反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生活服务业者。

　　你会还想回北京吗？豆角大王听到这个问题沉默了。接着又坚定地说：“不想回来，也没有我们的地方了。以前在北京，我们有自己的宿舍，有自己的摊位，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再回去，那还不如在这儿。坚持着，马上就能看到阳光了。”

　　被遗忘与被损害的

　　高碑店批发市场生意惨淡，但洋葱除外。

　　北京市几乎所有的洋葱都来自高碑店市。由于在出售前需要进行翻捡和加工，剥去外层皮，这是一个处理过程中会产生气味和垃圾的蔬菜。北京结构奇特，可以包容一切，但洋葱除外：2015年，出于环保需求，北京禁止在新发地市场里进行洋葱加工。此后，产自甘肃、云南等地的洋葱在进京前落脚高碑店，这个离北京最近的市场里先行进行处理。

　　北京“老农民”超市老板霍建达在上午十点到达高碑店市场，洋葱是他们主要采买的蔬菜之一。这名出生在河北邯郸的90后，和他的几个发小都在北京做生鲜超市生意。这里的白洋葱和紫洋葱，比北京每斤便宜四毛钱。在售卖洋葱的专区，地面上满是洋葱皮，有面包车经过，总会扬起一片尘埃。霍建达并不在意环境脏乱与否，在他眼里，只要货好就行。

　　洋葱在高碑店流转的命运，正如北京和河北的关系。北京这座城市需要商贩们为数量众多的北京人服务，但又有着冷酷的一面。当发现北京正式提出了“疏解非首都功能”，并实施于行动，小商户们惴惴不安地离开北京，投入了河北的怀抱。根据媒体报道，三年来，高碑店新发地与北京多家专业市场达成合作意向，成功疏解在京商户4000多户，间接疏解外来在京人口2万多人。

　　看上去，高碑店新发地市场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成绩显著。在业内人的眼里，不过是高碑店市场有“新发地”这三个字的招牌，让一些商户误以为北京新发地将整体搬迁至此。

　　如今，这些搬来七环外的绝望商人，有些认为北京疏解无望。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首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紧紧相连，“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也会关心你”。在这座巨型城市里，个人选择显得无足轻重。而撤离北京新发地的决定是自己做出的，怨不得别人。

　　不过，在学者眼里，北京即将进入漫长的疏解—发展周期。“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城市，是超级复杂的巨系统。”安邦智库高级研究员贺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北京的“非首都职能疏解”既是缓解“城市病”的优化发展需求，更是一项政治任务。北京将承担因疏解而产生的对城市经济和商业繁荣的负面影响，但他预计北京市仍会比较严格地执行疏解政策。他拒绝对北京新发地及未来拆迁计划发表意见。

　　看上去萧条的市场里，仍有希望之光在闪耀。和每个经营超市的老板们作息类似，霍建达通常在下午七八点入睡，凌晨一两点起床，赶到南四环外的新发地市场采买一天的新鲜蔬果。每周有两三天，他和发小们回各自超市布置好后，会约好地点一起赶来高碑店市场。他们算过账，一辆货车里能装两万斤蔬菜，来高碑店每斤菜大约便宜三毛钱，加上来这里的油钱和过路费，仍然是划算的生意。

　　只是这些北京商人太少了，以至于根本没人光顾田宁的摊位。站在自己盖满了棉被的胡萝卜堆前，田宁并不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北京为何如此庞大而有生命力，它又为何要疏解人口和产业，他懵懵懂懂，不知道答案。他不明白的还有一些预想中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发生。他不能读懂北京，也不能读懂七环外的高碑店。在时代的巨轮下，他好像是赌输的人，又好像还有机会赢得下一个回合的胜利。田宁认为他还有机会，在下一个潮起的时候。

　　（应受访者要求，田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