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韩案例的生命力在于和农民的心紧紧贴在一起
金德钧:原建设部总工程师、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任
蒲韩是汉文化的发祥地,古迹很多,人杰地灵。郑冰是个老师,我第一个感受是:一个老师二十年,不折不挠坚持为农村服务为农民服务,非常了不得。蒲韩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最大的特点就是和农民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从农村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入手,扎扎实实为农民做实事。他们是真的和农民结合在一起,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他们团结了三千多个农户、五六万亩土地。合作社18名辅导员,把每个农户家里生产生活的信息掌握得清清楚楚。其中每个辅导员要负责大约两百家农户,经常深入农户家庭交谈,了解各家有什么要求、困难,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细。以前过年,农户们都要进城买年货,质量难以保证。合作社就统计大家的需求,统一购买,分送到各家,从春节到端午节等大的节气,都这样做。这些工作很不容易,一家一户统计需求、分发物资,通过这些活动把农民们联合在一起,农民相信他们、愿意和他们在一起。
我们研究城市化,非常担心两个问题。一个是年轻人都走了,家里就剩下老人孩子。蒲韩经济合作社把养老的问题安排得很好:43个自然村的老人不出村,就在村里养老,集体安排吃饭、组织老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和一些轻微有益的劳动。我去现场看过,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很高兴地在一起唱歌剪纸,还把纺纱、织布等传统手工艺捡回来,老人们觉得自己有价值、生活挺好。
另外小孩怎么办?有些农户进城了,合作社把空下来的房子利用起来,把小孩组织起来学习,三岁到六岁前的学龄前儿童们也在一起念书、娱乐。
农村普遍担心的问题,他们都在积极解决。最可贵的就是,这个地区还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合作社下了很大工夫,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的生产组织起来,对接外部的市场,他们指导农民不光是种田,还种植水果等经济型作物;合作社让社员联合起来统购农资,开展大量培训,引导农民科学种地、生态种地,让大家都施农家肥、尽量少用化肥农药,改良土壤;他们开展农产品统一销售保障社员收益,避免种出来的产品没有人要烂在地里。
蒲韩有些房子很漂亮,原来都说农村卫生条件总体不如城市,合作社组织大家自己动手,把村里的卫生搞得很好,垃圾集中处理了。
所以我觉得建设美丽农村,首先要提高农民收入、获得感、幸福感,蒲韩合作社扎根乡村,一件一件地做非常具体的实事。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
让我感动的还有一条:他们现在吸引很多年轻人回乡,我看到还有湖北等外地去的年轻人,年轻人在那里搞技术培训,为农民服务,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天地很大。原来我们想,城市化使村里的年轻人都走了,也许要到城市化后期他们才会回到农村,但是现在没有等到后期,年轻人就回到农村开始工作,而且这些年轻人工作得很安心、很努力、很有成效。我说他们是先行者,农村是一个大天地。
在蒲韩,农村孩子得到好的教育,年轻人往农村走。这里充满希望、很有前途,希望你们的道路走得更宽。
现在有一个课题:一家一户的种地,这个生产效率总是有限度,怎么使我们的农村、农业,和市场真正结合起来,走专业的、大规模农业之路,我非常希望蒲韩联合社考虑这个事。应该说你们有条件,农民这么信任你们,几万亩地又在黄河三角洲这个位置上,你们要进一步把农民的发展道路引导好。
农村发展需要“返青富民”把农业金融还给农民]
赖文鑫: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两岸和平发展促进会主席
山西运城在台湾很有名,听说是关老爷子的故乡。我的家乡在台湾苗栗县大湖山一个小山村,到处是高山,这是台湾很贫穷的一个山区县。我出生在台湾资源最贫瘠、生活最痛苦的年代,从一个贫困的农家子弟到生产线的工人,经过50年的努力,成为跨国企业董事长。我父亲当初是大湖农会的指导员,我从小尝尽当农民的辛酸,我见证了台湾60年来农业发展的过程。
小学毕业后考初中,我考了第一名,因为家贫,我爸爸没有钱给我读书,但是我们农会提供了我赴农业职业学校学习的所有学费,我的初中学的是综合农业科,虽然我现在做电子业互联网行业。现在我台湾老家的农业职业学校,录取门槛非常高,通过联考一般人不见得考得进去。
我出生以后,在整个环境相当艰苦的情况下,台湾做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一是山区减租,耕者有其田,二是把通过农会把整个农民组织起来,现在台湾农会可能是台湾最大的民间社团。农会除了做农业规划、辅导等各方面工作,还做农业金融。所以我在这里也通过城市化委员会,向祖国大陆呼吁开放农业金融,必须把农业金融还给农民。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农业银行不应该做商业银行,它应该做农业金融。
如果能够开放农业金融,把农业金融还给农民,还给农村,国家就不用拨这么多的补助款。台湾农会的信用部有一句话叫做“有钱农会存,没钱农会借”,因为农会和农民们都熟,而且规划还款期限就是农作物收成的时候还,如果遇到危难的时候政府给补助款,这使我们整个农业合作起来,不要再打着农业的招牌去做纯粹商业化的金融,甚至是做一些投机倒把的勾当。如果能这样,我想这才是农民之福。
我再以苗栗县大湖乡为例,现在祖国大陆每年至少有一百个团队到大湖乡参访参观。当地有一个活动,跟郑冰老师所说的蒲韩案例相似,叫做“返青富民”。“返青”就是让年轻人回到农村,富民就是农民富起来,所以现在一群一群年轻人回到农村,政府提供补助和培训,我觉得这个经验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我非常希望有机会和大陆农业相互交流。台湾农渔会信息执行长最近受到杭州市政府邀请,海峡两岸共同交流生态农业,我也希望这样的交流更多更丰富。
事实上,农业是民生之路,我1992年来到祖国大陆以后,看到农业蓬勃发展,但是我觉得祖国农业发展还是有相当大的成长空间,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蒲韩案例具有良好的基础应纳入地方政府乡村振兴的框架里
李昌平:中国乡建院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珠海市政府农业顾问
当年李昌平担任乡党委书记时,曾给朱镕基总理写“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在第十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李昌平点评蒲韩案例时颇为动情。
李昌平说:“郑冰经历过太多磨难,她经历的磨难是我们很多人不常见的。她可以说办了全国最好的合作社之一,是最好的,也是最磨难的。我今天的第一条建议是坚持四条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村(行政村)社(合作社)融合发展,这是第一条原则;第二条原则,服务服务再服务,千万不要搞生产。生产是农民的事,合作社围绕生产开展服务,不要搞大规模的生产;第三条原则,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公益你做得很好,要坚持;第四个原则,培养合作文化,没有合作的文化是没有合作的事业的。经过这么多年改革开放,很多地方缺失合作文化,但是郑冰这么多年坚持得很好,要坚持下去,这是你核心的东西。”
他还具体给了两条建议:
第一,以行政村为单位,村社内置合作金融,村庄的内部以合作金融为切入点,以此作为支点,让农民的承包权能够抵押贷款,建立起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的体系。蒲韩合作社现在联合了四十几个村庄,建议把现在的这种跟村庄土地没有关系的合作社,变成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体系。形成这种合作体系,把金融放进去,把土地抵押放进去,以此为合作的基础,将使合作能做得更大一些、这个综合性试验做得更大一些。
第二,建议和地方政府合作起来,纳入现有的振兴乡村的框架里面,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关于“三农”问题的思想,把抵押贷款、山村资源、组织振兴等形成一个综合改革方案,在现有的基础上,对接整个区域的、地方的改革框架。如果政府能够批五千万,合作社就配五千万,1:1匹配。践行习总书记的“三农”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要求。
李昌平觉得郑冰的蒲韩案例已经具有良好的基础,按照习总书记关于“三农”问题系列重要讲话的要求,进一步改造完善,将迎来更加开阔的新天地。
蒲韩领头人身上洋溢着晋南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
黄海波:太原日报主任记者、“黄海波工作室”主持人
今天我左右坐的都是大咖,我能坐在这里首先一个原因是,我和郑老师都是山西人。郑老师口音更像西安人,和太原话不太一样,饮食也不太一样。大家知道山西人喜欢吃醋,但是晋南人喜欢吃辣子,味道也不一样,文化也不一样。
对于山西人来说,晋南人有一种“正气”,不特别会变通,认准一件事情不停地往下做,不达目的绝不放弃,就是这样一种“正气”。
今天听了郑老师的分享,也感觉到了晋南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
同样是女性,我想从大众传媒的角度,讲一下听郑老师演讲的感受。
大家感觉到郑老师的讲述非常有诗意,是田间地头的诗意。郑老师也是一个非常温柔有力的女性代言人,大家可以看到她关注的话题都非常小,就是老人、孩子和家里的细节,包括厕所、厨房,这样非常多的细节,然后每一个人每一家农户生活里边的一些小的困难,还有人和人之间非常微妙的关系的处理……我想,面对这样的问题,可能女性真的是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力量,非常独特的视角,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这种非常灵活、非常温柔的态度,在我们城市化非常宏大的时代背景下,不可忽视。作为女性,郑老师创造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话语和方法:从一个个非常小的事情上着手去解决大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郑老师一定有非常多、非常动人的案例。作为一个报社的记者、大众传媒的从业者,我觉得非常惭愧:今天郑老师能够站在这个国际峰会舞台上,也就是说她的故事不仅为全中国知道,她的声音也将传到国际上。作为大众媒体,蒲韩的故事居然没有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我觉得是我们大众媒体的失职。
媒体在进行大众话题引导的同时,应该为我们这样出色的、城市化过程的建设者,搭建更多的桥梁,在消费者,包括游客之间搭建桥梁。山西现在也在主推乡村旅游,媒体的宣传工作应该加强,同时应该搭建更多桥梁,让政府和建设者之间更多地合作。我在这里表个态,以后和郑老师加强联络,为蒲韩的发展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