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套价值观延续千年，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上述系统下的旧时代，人的活动区间非常有限。没有物理的迁移和变化，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是延续和长期不变的，遵守道德系统带来的精神和经济收益是累计增长的，同时对个体来说，违反道德系统的成本很高。但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及城市化的演进，带来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聚合。传统道德的约束力在新的境地和挑战下，因人的趋利本能而日渐被削弱，进而造成所谓道德失范。

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中国社会也向来缺乏对个人的尊重，而多数个体也没有社会公民的概念。从网络上看，每每有力量悬殊的新闻事件，在真相未明之前，舆论几乎偏向弱者一方。这佐证了多数网民通过自身“不被尊重”的体验来试图匡扶弱者，又说明了社会公民力量在新历史际遇下的自发性成长。

价值观的建设应该关注公平正义观念和行为的引导。城市化过程中，资源的有限性和其分配制度的缺陷，使得新移民和所面临的教育和医疗等各项社会服务方面的不均等性不断加大。这也正是因为缺少“公平正义”的观念并导致的行为变形造成近期多起群体性事件的爆发。

价值观的建设应增进人的罪恶感和羞耻感。面对现今之“现金”，一些人早已没有内心的自我谴责和对他人的谴责。罪恶感和羞耻感的缺失让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不丝毫脸红，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欺骗和不信任。社会信用体系也将受到严重冲击，从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通过罪恶感和耻辱感的引导，方能建立我们的信用社会，方能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据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麦肯锡全球学会)最近的一项研究，如果以美国的城市人口比例80%为目标，中国目前约43%的城市人口数量还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预计在2025年之前，中国的城市人口数量还将增加3.5亿人。其中2.4亿是来自农村的移民。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些新移民承担着城市化基础建设的重任。但他们自身教育文化水平的局限性，不但导致他们生活水平低下，而且法律、道德意识淡漠。从最近一项调查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犯罪率普遍较高，从罪犯的年龄构成来看，大部分为35岁以下的青壮年。他们当中又有许多未成年人。加强这些城市移民的素质教育，帮助他们改进生活质量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将是城市化过程急需解决的问题。

如何运用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引导并修正社会价值观，推动物质建设和价值观的螺旋式上升，对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化与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化将同等重要。总之，研究借鉴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并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价值观下，构建未来中国社会道德的新景象或许是个很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