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不少人把城市化与乡村振兴对立起来，担忧进一步推进城市化会妨碍乡村振兴。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行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8）发布会暨中国乡村全面振兴高层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等专家指出，将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对立起来是一种误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是什么？有人担心，现在是不是只提乡村振兴，不提城市化了？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蔡昉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类奇迹，1978年-2016年，我国平均每年GDP的增长率达到9.6%。大家还应该看到一个事实，中国的城镇化也创造了一个奇迹。人类历史上，无论横向还是纵向比，都没有一个时期在这么长时间内保持这么快的城镇化率。以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的提高速度来看，过去近40年间，中国城镇化率的增速达到3.08%，中国对世界城市人口增长贡献为25.6%，超过1/4。

　　蔡昉指出，讨论中国城镇化的特色，应该注意到城镇化率生产性非常强这一特点。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城镇化是以劳动力进城为主要构成因素。虽然这带来了农村人口结构的不平衡，但这种类型的高速城镇化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生产力的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城镇化的核心是提高生产效率，劳动力从生产效率低的农业转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非农产业，从农村转向城市，整个转向的过程是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核心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调查显示，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一共提高了接近17倍，其中44%的贡献来自于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接近于来自于劳动力流动的城镇化，这是我国城镇化的特点。”蔡昉说。

　　用数据说话。现在，城市生产力高于农村，第二产业生产率高于第一产业，根据统计年鉴，2016年，全国劳动生产率（劳均GDP）为9.6万元，以此为基准，工业是平均水平的2.73倍，大大高于9.6万元；第三产业低了很多，是1.19倍；建筑业低于平均水平，只有平均水平的68.3%，但比农业高；农业只有平均水平的30.9%。蔡昉认为，可见只有劳动力的流动、城市化过程沿着劳动生产率攀升，才是正确的、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过程。

　　蔡昉等专家提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是58.5%，距离世界银行划分的中等偏上国家城镇化率的65%甚至更高，还有二十多个百分点的差距。我们城镇化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但是城镇化率提高的速度在下降，现在是我们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本来需要更加依赖生产力的提高，恰恰这时候生产力提高的动力不足。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就是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

　　如何应对？专家们认为，新型城镇化要借助户籍制度的改革，避免农民工因户籍问题重新返乡，从第二产业回到农村的第一产业，导致生产率下降。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让精英人才到农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通过激发出各类人才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潜力和活力，向农村生产要素进行合理、优化的配置。进城是提高生产率，返乡也不会过大地降低劳动生产率，当然最终结果是乡村振兴战略和城镇化同步，在高度城市化的前提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所以，专家们得出结论，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不应该把它和推进城镇化对立起来，而是两者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解决城市化中出现的矛盾和悖论现象提供了出路。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8）中的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观点。从1978年到2017年，依靠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城镇化人口达6.14亿人，平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1644万人，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这种持续的大规模快速城镇化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但是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对乡村的带动作用未能得到全面发挥，乡村困境日益显现：一是现代农业发展乏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二是农村环境问题突出，老龄化、空心化日益严重；三是农业劳动人口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农民增收难度大。

　　针对这些问题，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乡村困境的根本途径。具体对策方面，课题组建议，必须始终抓住国家粮食安全不放松；建立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联动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明确乡村全面振兴的标志和实现路径；采取分区分类的差别化推进策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