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持续干旱，进一步推升国内对夏粮出产状况的担忧。不过，国家粮食局的统计显示，近年来，中国三大粮食主产区中，东北产区和黄淮海产区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呈逐年上升之势，而长江中下游产区近年来一直保持不变并有逐渐减小的趋势。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对本报记者表示，随着北方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工业与农业抢水、抢地、抢资金的情况，北方粮食主产区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与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冲动下左右为难。

“粮食问题是国家利益，而粮食主产区只是付出，它们的收益在哪？我认为应该建立一个补偿机制，不能让粮食主产区做永久的利益牺牲。”周立群认为。

应补偿北方种粮区

《21世纪》：“南粮北移”这个格局是怎么形成的？

周立群：在工业化阶段，工业部门的投资利润回报往往远高于农业部门，因此那些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越高省份，对农业的挤出情况就越突出。中国南方是传统的粮食主产区，这里水资源和气候条件都很好，一年出产两到三季，但这里尤其东南沿海地区，也是工业化、城市化率先起步并高速发展的地区，这导致南方的农业逐渐被弱化、农田逐渐减少，而北方地区则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起步相对较晚，逐渐承担了较多的粮食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南粮北移”现象出现；而在“南粮北移”的粮食生产格局下，产地和销地出现地域上的分离，由此为“北粮南调”。

“南粮北移”、“北粮南调”虽然有其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合理性，但由于北方地区也需要并正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当下的国家粮食安全统筹格局发生矛盾。

现今的粮食主产地区都进入了经济加速发展阶段，由于这些地区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因此只能获得有限的开发。粮食问题是国家利益，而粮食主产区只是付出，它的收益在哪？东北地区在这个问题上尤其突出，它们一直呼吁要有一个补偿机制。我认为应该建立一个补偿机制，不能让粮食主产区做永久的利益牺牲。

《21世纪》：目前粮食主产区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还提出要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提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怎么来解决这个悖论？

周立群：最近几年的1号文件在这方面有不少政策部署，国家已经将粮食主产区作为一个工程开始构建了,也在倡导发达地区和粮食主销区加大对主产区的投资。目前，对粮食主产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水利等建设投入也在加大。但我认为这些都还远远不够，而且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首先，应该在中央政府层面上重新构建粮食安全问题的整体工程规划，这个规划本身不仅包括目标和长远规划，还包括预测和预警。

其次，在区域间的层面上应建立粮食生产补偿机制，粮食主销区要承担粮食主产区的部分投入，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另一方面，由于存在水资源短缺等问题，粮食主产区的工业化道路需要重新反思和设计，不能走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老路——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考核指标体系要发生变化，不要再将GDP、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些硬性指标纳入粮食主产区的考核优先。

给投资农业一个稳定的预期

《21世纪》：具体在粮食主产区的建设上，应如何引导和吸引资金进入粮食生产领域？

周立群：粮食的主产区需要加快“三个集中”的步伐。

一个是资金投入上的集中。在现有的投融资体制下，能够按照市场的轨迹投向粮食、投向农业的资金渠道，不畅通也没有动力。这个得有一系列的举措来改变这种情形。

第二是企业的集中。通过引导包括国有、非国有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投资于粮食产业。目前我们很多省市的引资计划对粮食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在这个基础上要构建大的粮食基地和粮食集团。事实上，在国家产业结构大规模进行调整的当下，我们很多领域产能过剩，而粮食瓶颈问题突出，这可看做是最有利的时机。

第三个是劳动力的集中。因为收益率太低，粮食主产区劳动力外移是个很大的问题，因此要严格掌控和监测粮食主产区的劳动力转移，这“三个集中”的问题，我认为粮食主产区眼下迫切需要解决好。

此外，就粮食主产区的建设来说，除了在理念上、政策规划体系上的进步，还需硬件和软件上的双重推进。比如水利、育种、仓储、农业科技等基础设施上的硬件支持，我们现在欠账很多，应该像设计航天工程那样去做农业硬件上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在粮食主产区加快农村经济组织形态的变革，包括生产基地、农业大户、粮食生产合作社等，根据地情省情大胆探索，为将来构建产业化联盟打基础，这是“软”的一面。

要推进这两个变革，很重要的基础是要给投资者在投资粮食，投资农业上有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