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说的是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一路凯歌前进，顺理成章地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是要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的情况也并不特殊，一方面是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另一方面新的比较优势尚未显示出来。因此，对当前中国而言，在政策上，要立足于最大限度延长既有比较优势，避免休克式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迎来新的比较优势。那样的话，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宿命。

　　要形成新的比较优势，首先在发展战略上亟待调整。比如，我们在产业布局上就大有文章可做。中国当前已经明显出现了普通劳动者短缺和工资上涨的趋势，虽然劳动者工资的地区差距在缩小，但地区之间在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上，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完全可以效法以往东亚各经济体之间所出现的雁阵模式，在中国的各个省份之间展开产业转移。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东部地区逐渐丧失的时候，通过逐次向中西部转移，在相当长时期内可以得以延续。

　　为此，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政策选择要吸取历史教训，应推动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而不是单纯加大投资和给予补贴，避免中西部地区过度依赖资本的投入，而非自身的比较优势。此外，目前投资过度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西部地区已经出现偏离比较优势的倾向，值得警惕。

　　从具体的政策措施调整的角度来看，当前劳动力从农业和农村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仍然存在着制度性障碍。转移到城市就业并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和均等的公共服务，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供给的潜力远没有充分发挥，应通过改革进一步清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

　　另外，科技创新领域也需要继续加大投入，但要警惕脱离经济需要的技术赶超。政府在技术创新领域的介入十分广泛，这本是我们科技赶超的优势所在。但政府却并不必然了解技术的适用性，很容易产生政府主导的、超越发展阶段的科技全面赶超，导致后发优势的过早丧失。实际上，人们经常说的中国技术应用率偏低的现状，恰恰就是这种科技政策与实际应用领域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