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及产业结构、农民的生活方式及消费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与此相对应，农村地区的生产型垃圾和生活型垃圾变化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农村垃圾数量持续增长。农村垃圾的污染范围不断扩大及危害程度日趋严重，逼近甚至突破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承载力极限，并成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最大障碍；二是农村垃圾类型趋于多样化。其中建筑废料等固体垃圾、降解难度大的无机物和合成物、极易扩散和漂移的化学物比例上升，现行的混合式农村垃圾收集、处理模式效率下降、安全风险上升，而因地制宜分类治理农村垃圾成为基本趋势；三是农村垃圾结构趋于复杂化。导致垃圾回收利用的成本上升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技术及装备要求提高，必须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技术解决方案和管理方案创新。

　　不过，农村治理的现实情境是，无论是发达的东部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我国农村管理体制改革都太滞后，其主要表现是农村治理结构设计的主要目标和基本着力点依然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而事关农村居民身心健康、事关国家农业及食品安全、事关城乡融合和繁荣发展的垃圾治理和环境安全管理，未受到足够重视。从农村垃圾处置方式及过程看，相关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存在数量不足、技术装备水平低和功能不配套等严重缺陷，导致垃圾集散及运输过程污染严重、垃圾收集点和转运场缺乏密封和清洁环境、垃圾填埋场潜在风险大等问题，至于农村垃圾的资源化开发利用和无害化治理尚无从谈起。从管理体制及治理结构方面看，对农村垃圾治理的重视程度普遍不够，具体表现为缺少城乡及区域统筹的垃圾治理理念，缺少管理体制改革与治理机制创新的内生动力，缺少有效协调利益相关者责权利关系的法制体系、德治体系和社会共治体系，以及缺少足以支撑农村垃圾资源化开发和无害化处理的技术解决方案。

　　可见，现阶段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面临的亟待破解的关键难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治理理念亟待转变。与城市区域相比，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属于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重点领域，长期以来，对垃圾污染危害的严重性缺乏认识，对环境质量安全的重要性缺乏重视，农村居民的垃圾治理理念、环境保护观念淡薄，难以形成内生化的绿色生产理念与方式、绿色生活理念与方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与方式，导致农村垃圾治理的道德约束机制失灵。

 

       二是城乡垃圾治理体制隐性分割的格局亟待改革。中国农村问题的管理中心和决策中心在城镇、在上级党委和政府，而农民及其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关系过度分散，在农村垃圾治理方面难以形成城乡统筹的公共政策和治理方案。结果是农村地区的筹资能力不足、城镇地区的倾斜支持不足，农村垃圾治理的公共政策供给和支持偏弱、经费投入薄弱。因此，需要健全地方政府为领导的、农村社区为载体的、农民等利益相关者深度参与的农村垃圾治理机制。

       三是垃圾治理环境亟待优化。农村地区的人口密度低，居民点布局分散，产业聚集度不高，物流及道路设施等级低，乡村距离县城及城市较远，农村垃圾治理过程具有面宽、线长、分散特征，农村垃圾集散成本高，导致激励市场主体参与农村垃圾治理的市场机制失灵。因此，经济较发达、城镇及人口密度较高、市场机制较完善的农村地区，应该重视探索农村垃圾治理多样化投资建设、运营管理、评价规制模式。

       四是农村垃圾治理技术解决方案落后的状态亟待创新。农村垃圾治理涉及山水林田路湖草安全，是国家实现绿色发展和确保国家生态安全、环境安全的基础系统，但高效、可持续的农村垃圾治理体系必须以科学的治理规划为引领，必须以有效的技术体系为后盾，必须以清洁、高效、安全、低成本技术装备体系为支撑，必须以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乃至人力资本体系为保障。因此，必须按照农村垃圾资源化开发、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管控理念，围绕垃圾集散、分拣分级分类、物流及物联、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等关键产业链、价值链环节，推进关键技术及装备创新和应用。

       五是治理层级结构亟待完善。以明晰和规范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关系和行为机制为抓手，以做实农村居民户分类投放和降低基础性治理成本为关键，以夯实垃圾集散中心的二次分类管理和分拣质量监管功能为重点，以县城为实现农村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控制的终极枢纽，构建高效率、低成本的垃圾治理横向协作体系和安全、可靠的垃圾治理纵向管控体系。

　　（作者系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