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延风：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

我第一次知道“城市病”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觉得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还有其他的社会问题都很遥远，没想到经过二三十年，其他发达国家有的“城市病”我们都有，交通的问题、环境的问题、资源承载力的问题，一些城市甚至变得比其他国家更不适宜人居住。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我们自己独特的毛病，比如城市缺乏有效的规划、特色、文化，我们城市扩张速度过快，规模和发展不匹配，导致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等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相应的公共服务体系跟户籍挂钩，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以后只是半城市化。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由于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没有进行有效的社会政策调整，或者政策调整之后，正在演变成城市二元结构，这个问题很突出。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城市化本身遇到的问题，我们再仔细想一想，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拆迁、土地征用带来的矛盾，问题非常突出。
针对这些情况，最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和大、中、小城市，在试图进行调整，包括一些大城市进行人口规模的控制，一些地方在公共服务领域包括在户籍制度方面也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