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广袤大地，约有67%为农用地，生命、文明在这里绵延不息，贫困、苦难在这里暗自滋生，见证过历史的波涛汹涌，在时代的撕扯中跌宕变迁。田园浪漫是它，残酷落后也是它，乡村千面，神秘又沉默。

　　上世纪60年代，大批知识青年涌向农村这片天地，多年后又争相离开。目前，全国43%左右的人口常驻于此，但随着新时代的春雷震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召唤，更多的知识青年为探究它而来。

　　乡村更热闹了，一拨拨高校师生、科研人员来来走走，揣着疑问，也带着技术、知识和思想，他们试图了解真实的乡土中国，更希望走进它，为其振兴添份儿力。

　　“乡村热”

　　5月的甘肃，干燥，偶有风沙，穿行在贫困村中，进行定点观测调查的张涛手机信号断断续续。不过对于常年乡村调研的他来说，“失联”已是家常便饭。

　　自2016年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读博以来，张涛参与的乡村方面相关课题已有一二十个，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乡村跑一趟，长则半月余，短时也有三四天，曾被西北的风沙吹着跑，也曾被云南的冬天冻得骨头疼，还差点在调研途中摔下悬崖。

　　如张涛这般，在乡村进行调研实践的高校师生并不少见，或许正在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力”——眼下，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生白洪谭在为研究阿拉伯媒体的论文头大时，还惦记着他的山东西村建设实验，那里的蔬菜销路让他有些犯愁；浙江大学在读医学博士生淡松松一边研究着癌症、肿瘤和胚胎干细胞，还一边在陕西竹峪镇东大墙村进行着乡村教育实验，“六一”儿童节还不忘给村里小朋友发糖；中国地质大学的杜鹏举博士正忙着为村民建日光温室大棚……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刘楠在去年8月发起成立了“探村博士联盟”，更是聚集了一群关注乡村建设、有乡土调研实践经验的博士生，联盟刚成立时每周都有博士生找来。目前，联盟成员已由最初的28人扩张至58人，“博士僧”们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高等学府，学科背景迥异，却一水儿地拥有自己的乡土故事。

　　与挤破脑袋进城的人们逆向而行，他们独自或组团来到乡村调研、实践，“清流”般流向乡村、农户。如今，这股力量似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而愈加壮大。

　　在乡村实践调研“老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沙垚看来，这并不是种错觉，尤其今年很是“火爆”，“很多以前跟乡村没关系的老师都开始带着学生去乡村”。

　　自从“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毕洁颖也明显感觉到这一变化，“一方面去乡村调研的人多了，我们去调研时，经常有县里或村里的人给我们说好几批人过来调研；另一方面，研究‘三农’的机构多了，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大学等高校中的涉农研究院、研究中心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突然觉得自己的同道多了”。

　　遇见真实的乡土中国

　　为什么到乡村来？写论文，完成课题，“为乡村做些什么”……缘由不一而足，但总绕不过那份对真实乡村的好奇和探究。

　　刚开始，白洪谭对到乡村去是有些“拒绝”的。

　　从农村到省城再到首都北京，读博期间又去加拿大访学……在白洪谭看来，自己的求学生涯是一个逐渐远离乡村的过程。如今再回到村里去，这让他有些纠结。但在和老师的沟通中，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所学的很多知识来自西方经验，而非本土实践。他所说的老师便是华人学者赵月枝教授，曾带队回到家乡调查缙云烧饼产业，又被称为“烧饼教授”。

　　在老师的启发下，白洪谭决定，通过实践与老师的实践进行对话，而不是从文本到文本封闭在象牙塔里，“要让学术根植于本土和实践，不要那么空洞”。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更为关注，乡村振兴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乡村相关的课题、研究也随之更为迫切，然而真正了解乡村的知识分子未必很多。

　　地图上密密麻麻的乡村，众星拱月般散落在城市周边，二者的距离看似很近。但如沙垚说，当代中国不同生产方式的主体，体力工人、技术工人和白领雇员、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日益分离，一种彼此拒绝的社会阶层关系正逐渐形成。

　　在国内，也能看到类似的身影，带着成果、评估、职称的锁链，高蹈于体面和舒适的状态和精神幻境之中。强调“在场”的知识分子，有时会在乡村“缺席”。

　　“我们对农民真的还不够了解，比如我们之前总觉得农民不把钱投到教育上，都是因为他们目光短浅、不理性，但真正去解剖某些家庭，你会发现这就是他们在自己的处境中最理性的选择。”毕洁颖认为，“解剖乡村这一麻雀，向农民学习，或许才能从中窥见真实的乡村和中国。”

　　而越是深入乡村之中，张涛越能体会到农民那从泥土中长出的学问，“作为研究生或者博士，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头牛，那农民能看到牛的毛发，他们生活在其中，看得透彻。了解他们，才能细察民情”。

　　一手学业，一手乡村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很多人也因在调研实践中了解到乡村的情况，进而萌生出“为乡村做点什么”的念头，正如白洪谭所说，看到乡村的真实情况后，你是拍拍屁股就走用它去换论文，还是同时留下来也为他做些什么？这是个问题。

　　白洪谭则是一边调研，一边乡建。他把自己看成内嵌于各种乡建力量之中的一种因素，在博士延期的一年时间里，他资助农民去高校参加乡建会议；带领几位失去生计的鸡农办起了合作农场，建起了第一个属于他们的冬暖棚种植有机蔬菜；举办读书会，让农民也成为涉农学术论文和学术成果的评议者；邀请国内外学生到村里和村民交流，希望通过这种传、帮、带的活动给村里孩子一些指导。

　　目前，作为核心项目的农场问题依然多多，但让人欣喜的是，有自称“多少年都没摸过书本”的农民开始研究起生态堆肥技术，有的开始研究农业政策和贷款政策……

　　而在陕西东大墙村及所属的竹峪镇，来向医学博士淡松松咨询子女学习和教育问题的村民更多了，他所开展进行的竹峪乡村教育实验也渐为更多人关注。在那里，淡松松设立了竹峪乡村教育基金，奖励了品学兼优的学子、重视子女教育的家庭等，还组织了竹峪青年联合志愿者协会，筹建竹峪立心乡村书院和三农公益大讲堂。而立之年的他，计划着在自己退休前捐赠至少120万元的兜底资金，并结合乡友与社会资源，分10期为东大墙村及竹峪镇提供“12+N万元”的教育资金，希望借此塑造当地群众重视文化教育的观念和传统，从而带动发展。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高校师生、科研人员在默默为乡村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研究乡土人物、自然生态，抑或是文化文物、科技经济等。在那里，有着理想的春枝烂漫，也有着现实的严寒风霜。乡村调研实践不易，有的不得不夜宿荒山古庙，与老鼠同眠，有的被质疑、不被理解，到处碰钉子，当然，走马观花、“到此一游”的人也有。

　　在沙垚看来，知识分子到乡村去，不是“下乡”或纡尊降贵而去，而应抱着平等的心态去乡村，和农民打成一片。真要做到这一点，毕洁颖觉得，去乡村不能蜻蜓点水，“像费孝通老先生当时那样长期与农民同吃同住，深入剖析的调研现在比较少见，但我们应该学习，脚踏实地，真正地融入乡村，提供我们的知识、思想、技术支撑等”。

　　“乡村建设并不是做慈善，也不能仅仅靠情怀推动，在我们动用外部力量建设乡村时，要尊重农民的主体意识，激发乡村经济和文化的内生力量，让村民把乡村振兴当成自己的事情。”白洪谭认为，进行乡村建设，不仅是“输血”，更要让乡村实现自我“造血”，这是社会上的共识。

　　沙垚希望，知识分子能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一起书写出一个真实美好的农村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互动的，互相影响的，在这种化学反应中可能会产出一种新的东西来，“一种新的社会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