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天津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1967年1月，党中央又改变这个决定，将天津市由河北省省辖市仍改为中央直辖市。前后两个决定相隔整整九年。在这期间，天津市有些什么正面的或负面的变化？其中河北省和天津市两级党委的关系如何？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又是如何对待的？……本文试图探讨这些问题。但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叙述难免失之偏颇，作者衷心欢迎读者提出批评。

    （一）

    早在1954年，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就曾向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提出将天津市划归河北省领导的要求。刘少奇随即征询天津市委的意见。据当时在市委办公厅工作的李定回忆：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责成他就此事进行调查研究。他约请了一些学者专家和党外民主人士开座谈会。会上大家都不赞成接受河北省委的要求。将座谈会的记录整理成文，便作为天津市委的意见上报刘少奇。河北省委的要求至此也就搁浅了。

    过了两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在论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说：“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中央人民政府许多各部委纷纷将他们直接管辖的、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工矿企业下放给地方管，地方的积极性因此大为提高。林铁等河北省领导人认为这是他们重新向中央提出要求将天津市划给河北省的最好时机。林铁为此专程赴京，见到了毛主席，陈述了他们的意见。中共河北省委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即人民政府）随后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递送了一纸要求将天津市划给河北省的公文。

    林铁还曾几次和周恩来总理商谈这件事。周总理感到很为难。他手握很大的权力，但办事一向谨慎。尤其是这件事关系到他的第二故乡天津，必须首先听取毛主席的意见。现在我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究竟是毛主席作的文字批示，还是毛主席在会议上的讲话。仅据几位老同志说，是毛主席对这件事表了态，大意是说可以接受河北省的要求。天津市划给河北省的问题就这样一言而定。

    接着，按照我国的法定程序，周总理于1958年2月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十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将天津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纳入河北省版图的决议。同年2月21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的这一决议。同年4月召开的河北省人大第七次会议也相应作出决定，将省会由保定改为天津，并宣布省直属机关将从同年4月25日起，在天津办公。

    天津市不欢迎中央的决定。后来天津市委为此派市长李耕涛、副市长郭春原赴京，向中央领导人说明天津的情况，但已无可挽回。

    （二）

    天津市改为省辖市，划归河北省领导以后，首先引发了天津市高、中层干部的大变动。

    当年党内流行一种说法：天津市不欢迎中央的决定，是因为天津市改为省辖市，降格以后，天津市的领导干部都降低一级。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按照我国的干部管理制度，天津市委、市政府既已不再是省部级机构，尽管地方还是那么大，人口还是那么多，对原先按省部级机构配备的干部，就必须作适当的调整，并任命与省辖市地位相称的干部。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调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和河北省委决定，原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吴砚农调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原天津市委常委于致远调任河北省总工会主席。此外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如谷小波、李华生、杜新波、郑季翘、梁寒冰等都陆续调出天津，另有任用。他们基本上都属平调，没有降级使用。但这样一来，天津市的干部队伍就明显地有所削弱。

    新的天津市领导班子主要成员是：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由万晓塘担任。他还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原天津市副市长李耕涛任天津市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副省长。原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保留原职。原市委常委张淮三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原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谷云亭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

    万晓塘原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山东齐河人。山东惠民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毕业。参加革命以后长期做公安工作。1949年天津解放时，从冀鲁豫边区调来天津，参加城市的接管工作。在天津市众多的领导干部中，何以他能脱颖而出，担当一把手呢？党组织讨论人事任免情况历来属于国家机密，不足为外人道也。所以，我只能作以下推测：一、这可能是出于前任第一书记黄火青的提名、推荐。黄火青在1997年6月为《张淮三纪念文集》而写的一篇短文中就说：“我在天津工作后期，主要依靠他（指张淮三）和万晓塘。”二、另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可能是中央公安部长罗瑞卿。罗自称为毛主席的“大警卫员”，每次毛主席出差到天津来，都有他陪同。万晓塘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和罗工作上接触比较多。罗对万的印象很好。就在天津市领导班子即将开始大调整时，罗曾鼓励万要勇于挑重担，并示意要准备挑重担。三、另一位可能与万被重用有关的人就是毛主席。1957年3月17日，毛主席在天津市干部大会上讲话时，以赞赏的口气，三次提到万晓塘的名字。天津市其他干部都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当时在一部分天津干部中，主要是少数资历比万老、过去的职位比万高的干部中，认为万晓塘没有做过一个地区的全面领导工作，对他作为一把手的工作能力的评估有所保留。但天津市大多数干部的看法是：万晓塘人品好，对党忠诚，能团结同志，关心群众，决不会把事情干坏。

    万晓塘本人对于登上一把手的宝座并没有感到沾沾自喜。从内心说，他也不赞成天津市改为省辖市。不过，他的组织性纪律性强，一向顾全大局，维护党中央和河北省委的威信，因此总是任劳任怨，努力工作。

    王诚熙告诉我，有一回，山东省外事办公室主任丁涛出差到天津来，万晓塘在自己家里设宴招待，并叫王诚熙作陪。这三个人加上女主人张露都是山东人，又都一起在冀鲁豫边区工作过。老乡加老战友久别重逢，一边叙旧，一边喝酒，欢乐之状可以想见。客人自然要说几句恭维万晓塘的话，万晓塘却连忙申辩道：“你别以为我的地位提高了，有什么了不起。你不知道我现在的工作多么难做呢！回想我们在冀鲁豫工作的情景，那是多么愉快。如果能让我选择，我还愿回冀鲁豫去当公安局长，不在这里当第一书记。” 王诚熙也是“老公安”，和万晓塘在一起工作有25年之久。他说，万晓塘从来不说牢骚怪话。这是他所听到的万晓塘少有的一次心态的表露。

    万晓塘的这种思想状况，上一级党组织也不是没有察觉。据权延赤著《天津市长胡昭衡》一书记载，1963年，赵武成、胡昭衡调到天津来工作，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们和他们谈话时，第一书记李雪峰就说过，“晓塘同志是书记，干劲足，团结人好，但是思想上也不赞成降格（指天津市改为省辖市）。思想不通，对下面干部的怨气就顶不住，没有很好做工作。有时自己也流露怨言，可是到了上面还得掩盖，怕上面有意见。这一点不算很强。”

    （三）  

    天津市成为河北省省会，河北省直属机关约有6000名干部、职工由保定来到天津。天津市委、市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克服许多困难，腾出了11万平方米的办公用房，两千多套宿舍，“使省级机关搬来即开始办公”。所以河北省委办公厅整理的《关于省直各部门和天津市关系问题的意见》一文说，1961年11月省直各系统、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三年来的省市关系时，大家“一致表示满意”。

    万晓塘尤为关心省委领导人的住房。他还利用星期日，发动并带领市委机关干部，为准备分配给省委领导人住的房子打扫卫生，连院子里的杂草都被连根拔得干干净净。

    省直属机关迁来天津以后，如同许多兄弟省的领导对省会城市要求一样，凡是举办重大活动，都由河北省主持，或由省、市联合主持。由天津市主持时也不可在天津两字前面漏掉河北两字。天津市就应成为名实相符的省会。

    过去天津市的体育运动，从总体上看，比河北省强。有些体育运动项目在全国也不算弱。此后，天津市参加全国体育比赛时就和河北省其他城市一样，打出河北省的名义。省委并将天津市大批优秀运动员划归省体工大队建制。

    天津市的高等教育也比河北省强。省委决定，将原位于天津市马场道的天津师范学院改名为河北大学，归河北省领导（现已迁往保定）。原位于天津市丁字沽的天津工学院，也改由河北省领导（现已改名为河北工业大学）。这些学校今后都要面向河北省招生，主要为河北省培养人才。曾经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就是河北省泊镇人，该校的毕业生。

    天津医学院附属总医院是天津市规模最大、人才最多、设备最好的一所综合性医院。省委要将这个医院改归省建制，以利于为河北省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省直属机关人员及其家属看病。万晓塘征求了市委文教部部长王金鼎的意见，对省委这一要求感到难以执行。因为总医院是天津医学院的教学医院，那里的医生同时又是天津医学院的教师，并且承担了许多科学研究项目。不能把这个医院和医学院分开。河北省委负责人和万晓塘经过几次商讨，最后采纳了万晓塘提出的替代办法，即由天津市负责为河北省直属机关另外筹建一所医院。这所医院很快就建成交付使用，即为现在的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为了解决多年来存在的地理上的矛盾，河北省委还决定，将天津市内河航运局撤销，天津市境内的内河航运业务由河北省内河航运局直接管理。

    河北省直属机关搬迁到天津来，带来为数不少的家属。不仅需要解决住房、吃饭、看病，还需要解决家属就业和子女入托、入学等问题。河北省委经与天津市委商定，在河西区尖山地区新建一批住宅楼及各种配套设施。当时称之为“省委宿舍”。

    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北京市正兴建“十大建筑”，河北省委也提出要兴建河北省大礼堂和河北省宾馆等标准比较高、规模比较大的建筑，以适应今后开会和接待贵宾的需要。但由于不是国家计委批准的项目，资金和建筑材料都得由地方自筹，施工不久就遇到很多困难；后来中央又三令五申，不许盖楼堂馆所，致使这几项建筑中途停工。河北省大礼堂成为天津市年头最长的“烂尾楼”，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修建，即为现在友谊路上的天津市大礼堂。

    （四）

    当年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苏联为样板，采取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做法。一个工厂生产什么产品，一年生产多少，都由国家主管部门下达计划。工厂对待这计划，就如同军队对待作战命令一样，必须坚决执行。完成计划所需的资金、原材料、燃料，都由国家主管部门按照定额分配。生产出来的大多数产品也由国家包销。工厂所得利润则如数上缴国库。如果工厂需要增添、更新机器设备和厂房，可以打报告向主管部门申请拨款。中央拨给地方的这些资金，都是不用偿还的，算做“国有资产”。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亏损企业”一说。至于物资，国家计划分配的是指标。还需按照商品买卖的办法，并按国家规定的价格付钱。指标限定你可以买多少。如果没有指标，有钱也买不到东西。这就可以看出中央分配给地方的资金、物资，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排是多么重要了。 

    有的同志把天津市划归河北省领导，说成是“省市合并”。这个说法不准确。天津市划归河北省领导以前，在行政区划上，和河北省同处一个等级。天津市划归河北省领导以后，就降格为河北省下属的一部分，和保定、石家庄、唐山、张家口、承德等城市的地位一样。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在分配资金、物资时，就不再直接分到天津，而是经由河北省作第二次分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当时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多年来，天津市从中央得到的资金、物资，按人口平均计算，显然比河北省多。1958年天津市改为省辖市时，天津市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比河北省高。河北省在作第二次分配时，考虑到天津市和河北省其他城市之间的平衡，将原应天津市得到的资金、物资，拿出一部分分给其他城市，天津市所得资金、物资就这样比过去大为减少了。

    譬如一个国营工厂，过去每年需要用煤若干吨。现在被扣去了十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少了这么多的煤，“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它将如何保持正常生产，完成国家计划？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天津市各工业局、工业公司和国营厂纷纷派出人员上访。有的工业局就去北京找中央有关部委。因为中央部委了解天津的情况。但他们表示能够理解，却只能答复：“分给你们的资金、物资都已参照过去的指标，分到河北省。保证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请你们放心。”于是，他们再去找河北省，河北省解释：“我们在作二次分配时，已考虑到天津的历史情况，尽了最大的可能照顾你们，你们实际所得比保定、石家庄等城市还高得多。我们认为你们应该知足！”最后，各工业局就只好找自己的直接领导——天津市市长、市委书记。万晓塘深知关系重大，决心亲自出马，和省计划委员会商谈。省计划委员会主任一职是由一位副省长兼任的。他婉言谢绝万晓塘来访，答复说：“万晓塘同志是省委书记处书记，是我们的上级。下级不可以叫上级来商谈工作。”

    1959年1月，市委领导人万晓塘、李耕涛、张淮三应召赴京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天津市的工作情况。周总理了解上述问题以后，随即指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来津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党中央书记处也十分重视“天津问题”，专门开会讨论，作出一项重要决定：今后，中央在分配资金、物资等时，仍按中央直辖市对待天津。做法是在中央下达计划指标时，紧接着河北省后面，增加一行：“其中天津市”。天津此后在中央各部委心目中便被称作“计划单列市”。

    （五）  

    这样做，缓解了天津市和河北省在计划指标分配上的矛盾，但没有解决天津市改为省辖市以后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河北省和天津市的分歧很大，党中央和河北省领导人的主张也不一致。

    首先说党中央领导人的主张：1958年11月，中共中央朱德副主席来津，视察了钢铁、机械、造船、化工等工厂企业和塘沽新港，强调提出天津市今后要发挥“母机”城市的作用。在1959年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仍认定天津市是全国四大工业基地之一。1959年11月1日，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三位国务院领导人联袂来津，听取省委书记林铁汇报时，强调提出天津市在全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求天津工业大力支援全国和城市建设。在1961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研究工业生产时，周总理说：天津是几百万人的大城市，应该有人参加这次会议。李先念副总理说，他总想着天津，解决我国当前市场供应困难，还要天津发挥作用。当时国务院正在考虑安排四十种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尽管已改为省辖市，天津市民的口粮供应，仍和中央直辖市北京、上海以及重工业集中的辽宁省一样，由中央下令，从外省调进。195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等许多文件，都可以说明这种做法。

    再说河北省领导人的主张：河北省领导人看到全国解放以后，河北省的经济一直上不去，人民生活仍然贫困的情况，因此，正如前面所说，曾一再要求党中央同意将天津市划归河北省领导。他们想象如能这样做，将可以利用天津的经济力量，帮助河北省经济的发展。据当时任天津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李中垣回忆，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以后，下山以前，河北省委书记、省长刘子厚找他谈过一次话，就直言不讳地提醒他：“今后在考虑天津市的发展方向时，首先要考虑天津省辖市的地位。今后，天津的工业不是大发展，而是要适当收缩。如果一张口就提从全国出发，会与事实有出入。主要干部如果思想不明确，会使整个工作出现错误。”（李中垣：《八十述往》157页、169页）

    至于天津市领导人的想法，他们口头表示拥护省委领导人的主张，但是内心却不以为然。例如，李中垣在《八十述往》一书中就说：“回顾这段历史，看来是个曲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天津的发展。这就涉及天津的定位问题，在全国处于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的大问题。……天津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其作用，……”

    党中央决定恢复天津市的直辖市的待遇，天津市成为“计划单列市”之后，中央各部委在分配资金和物资等指标的具体做法上，还有所谓“先一后二”和“先二后一”的争论。什么叫“先一后二”？就是先确定分配给河北省的指标，再从中列出分配给天津市的指标。什么叫“先二后一”？就是先将天津市和河北省（除去天津市）的指标分别列出，然后相加，成为河北省的总指标。天津市要求中央各部委采取“先二后一”的做法。这两个做法的实质区别在哪里？身为天津市计划委员会的李中垣回答道：“直接对中央与不直接对中央大不一样，对此我在实际工作中深有体会。……体制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就不同。从省的角度看，全省是个整体，考虑全省多。天津工厂多，产品好，可以搬出一些支援省里的其他地区。……而从直辖市的角度看，考虑全国和天津市如何尽快发展就多一些。这是我们在计划工作中，在考虑天津发展规划中经常遇到的一个矛盾”。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1961年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河北省委何以坚决不让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参加。中央的开会通知是发给河北省委的，没有发给天津市委。万晓塘得悉此次会议不只是要讨论发展经济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还将讨论中央分配给各省市的粮食、工业原材料以及经费指标等问题。事关重大，万晓塘向省委提出要求参加。省委答复，已经决定让刘子厚省长和吴砚农书记参加，天津市委就不必再派人参加。（如果让天津参加，河北省其他几个城市如石家庄、保定、唐山等也要参加，就麻烦了。）后经再三交涉，省委同意天津派李中垣作为随员到会旁听。下面是李中垣列席会议情况的回忆：

    “……会议的头几天主要是讨论粮食问题……。这时会上发了一张粮食分配表，上列天津的分配指标是17.1亿斤，其中国家调入14.1亿斤，其余3亿斤由天津市自产解决。……虽然我不负责粮食问题，不了解上年天津粮食分配的情况，但知道市里粮食已相当紧张……，于是立即打电话向市里汇报了这一情况。万晓塘很重视……。当晚11时，他来电话让我相机反映：天津目前只能保持三季度的粮食销量，冬季已无法保证……因此天津的粮食形势仍很紧张，要求少减3000万斤，以便于安排。我立即向省领导反映了市里的意见，请他们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反映天津的困难。但在第二天讨论粮食问题的小组会上，省领导并未反映天津的意见。我问他为何没有反映天津的要求，他们说，与其他地区相比，天津情况算是好的，即使提也要看看会议的情况再说。我心里非常着急，就再次向市里报告情况。万晓塘说，目前天津市场很乱，一个玉米卖到八角钱。而且现在病号很多，宋景毅、王培仁（副市长）都发现是肝炎，语气甚为沉重。他说最好能搞些豆子榨油，并嘱咐我尽量想办法反映天津情况，至于能否解决以后再说。

    会议期间，我看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特地来庐山解决了大冶钢厂的煤炭问题，曾向刘子厚（省长）提出可否让万晓塘来一趟庐山谈谈天津的问题。刘子厚说，会议快完了，不要来了。随着会议的进展，我发现中央非常关心天津的情况，……我就给万晓塘打电话，动员他到庐山来反映天津的问题。万晓塘问我刘子厚是否同意，我说刘不同意，他说：‘那我就不能去’。这时我感到省里对市里支持不够，觉得自己应相机向中央反映天津的情况。

    ……后来，在我的坚持下，省委领导在给中央的最后报告中，适当增加了反映天津情况及要求的内容。……”（《八十述往》161页-164页）

    （六）

    天津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既然河北省委领导人有心利用天津支援、帮助河北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那么，在天津市工业生产计划安排上，河北省委要求天津市支援河北省农业生产，安排生产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等产品；同时还要求天津市为河北省的中小城市发展工业，提供人材、物资、生产项目以及经营门路等各种援助，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天津市在这一点上执行省委指示是坚决的，卓有成效的。前面提到的省委办公厅一份文件中就说，1961年河北省工业口的各位负责同志 座谈时“一致认为，省市合并以来，天津市各工业部门都积极地为全省生产了钢铁冶炼设备、水利设备、排灌机械以及拖拉机配件等，对发展全省农业和地方工业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也要承认，完全按照省委要求去做，势必打乱、改变原有的天津市与周围其他各省的供产销关系。因此有些计划项目执行的结果就不能使河北省领导人感到完全满意

    （七）

    天津市划归河北省领导以后，天津市管辖的区域有过几次变动。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58年12月，河北省委、省人委决定撤销天津专区，将原由天津专区管辖的十二个县划给天津市。这十二个县是：盐山、黄骅、静海、任丘、武清、霸县、河间、交河、献县、吴桥、宁津、沦县。变动的主要原因显然是上述十二个县太穷了，农民生活太苦了，省委希望将它们划给天津市领导以后，能够得到天津市的直接帮助，加快经济的发展。用心可谓良苦。

    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先后几次带着市委办公厅李定、陶正熠、王辉等负责干部到吴桥、河间、任丘、献县、交河、沦县、黄骅、静海等县进行调查研究。这时我国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万晓塘是农民家庭出身，早年种过地，战争年代又长期在农村工作，对农村情况很熟悉。他听取了县委负责人的汇报，仔细询问了县里的粮食储备情况、农民吃粮水平、防治疾病情况以及农作物生长情况以后，便不再要县委负责人陪同，而是带着随员在村前村后到处转悠，并入户和农民交谈。陶正熠回忆说：万晓塘还到农家的厕所去看过。他告诉陶：从粪便上可以看出农民现在吃的是什么。小孩屙的巴巴不是黄色，而是绿色，说明他们吃的是树叶、野草，不是粮食。万晓塘还发现，农民没有笑脸，不愿意见干部，问他们话往往不吭声。过去战争年代不是这样，农民见到干部来了，会主动和你说话。现在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群众对干部不满意。他认为当前灾情这么严重，除了自然灾害的原因外，与干部作风不好也有关系。因此他每去一个地方，都不让汽车开进村。必须通过村庄时，也叫司机绕着走。他说：“群众这么困难，我们还摆什么官架子。”他很同情农民的苦难。

    但是，天津市区同样面临严重的缺粮问题。据当时任天津市粮食局局长的刘丕昌回忆：1959年夏天，分管农村工作的天津市副市长牛勇要求天津市借给沧州地区各县一点“能充饥的东西”，秋后归还。刘局长没有请示李耕涛市长和分管财贸工作的宋景毅副市长，也没有请示中央粮食部，就拨给了沧州地区“一点麸皮”，又借给两千万斤薯干。中央粮食部知道了，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来天津时，对省委书记阎达开、市长李耕涛说：“给京、津、沪调粮食多么困难啊！薯干不仅可以给人吃，还可以酿酒。高级知识分子很苦，给他们点酒喝，也是改善他们的生活。你们没有请示粮食部，就借给沧州薯干，今后不能再这样做了。”可见天津市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解决不了农村的问题。1961年3月，河北省又将天津南面的几个县收回去，成立沧州专区，与天津市脱离关系。

    （八）

    1964年8月，毛主席针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判断。他认为，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打仗。他提出，各省市都要建立自己的二线、三线，把工厂一分为二，一半迁到内地去。河北省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并征得华北局同意，开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交给天津市委，要天津市一次迁出一百多家工厂，疏散几十万职工，去向自然不出河北省境内各县。

    万晓塘一向执行上级指示坚决，这件事又是毛主席提出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他就更加重视。但当他面对省委要求一次迁出这么多工厂，疏散这么多职工时，又不能不感到棘手。

    河北省委负责人决心很大，态度很坚决。他把天津市委的几位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会。会上，天津市市长胡昭衡和省委负责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胡市长的意见是：拥护毛主席有关战备工作的指示。但省委提出的要求过高、过急，市委做不到，要求省委重新考虑。省委负责人批评他只从天津本位出发，不顾全大局，不考虑国家需要，不讲党性，不抓阶级斗争……。胡昭衡市长则反驳说：作为天津市长，他一定要考虑天津市的实际情况，这不应说是本位主义。

    这一年，遵照省委指示，天津市仍然迁走了四十几个工厂。其中少数全迁，多数采取“割韭菜”的办法，一个工厂迁出一小部分，留下大部分。周恩来总理批评了有些地方“一哄而起”的做法，邓小平总书记肯定了天津的做法，才平息了省市之间的这场争论。

    （九）

    天津市划给河北省领导以后，天津人也不是只有支出，没有进账，决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得到。

    天津市地处九河下梢，历史上就常常因为水利、水患和天津附近的几个县闹矛盾。

    如闻名全国的天津小站稻，从来都是通过南运河马厂减河引进黄河水浇灌稻田。河北省在团泊洼开垦新稻田，在马厂减河上游赵连庄修建了一个截水闸，影响到小站稻田用水。小站农民要上京城告御状，被万晓塘劝阻。后来天津市成为河北省省会，天津附近各县又划归天津市领导，两家变成一家，这个问题也就不难处理了。

    1963年，天津市遭到全国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威胁，省委毅然作出决定，在天津西边挖开堤坝，让洪水分流，淹没了文安等县，确保了天津市区安然无恙。

    此外，在对天津市的粮食、副食和轻工业原料的调拨、供应上，河北省有关省厅也都十分关心，及时帮助天津市解决了许多困难。

    （十）

    天津市委十分重视教育天津市的广大干部，正确对待党中央关于将天津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的决定，尊重省委领导，处理好和省委的关系。大多数干部表现是好的。但是在日常工作中，省市两级机关干部之间磕磕碰碰的事还时有发生。其实，天津市的干部大多数是河北省人。有的是省直机关干部的同乡、同学、战友。只是由于各人的工作岗位不同，产生利害关系，以致发生争论。据档案记载，就天津市一方而言，就有过以下几个问题：1、天津市有的局不尊重省厅领导。有的局长甚至不参加省厅召开的局长会议。往往是召开局长会议，派处长去，召开处长会议，派科长去，而且时来时走，不遵守会议纪律。2、还有的局遇到问题，不按规定首先向省厅请示汇报，常常越级去找中央部委。还有的局连统计报表也不按规定及时上送省厅。3、有的干部强调天津的利益多，考虑全省的需要少，对省厅下达的任务不愿意接受。有的局找寻借口，讨价还价，执行起来也不认真，给省厅留下“天津人不好办事”的不良印象。4、还有个别干部在群众中说了一些不应说的话，如有一位市委中层领导干部嘲笑“省委搬到天津来，把小白楼旧货店的狐皮桶子都买光了”，就有损省委干部的形象。另有两位中层领导干部一唱一和，发牢骚说：“归河北省领导，还不如归台湾领导好。”一旦发现这些问题，天津市委都及时对这些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

    由于天津市改为省辖市后确实产生了前面说的一些实际问题，在一些干部中要求仍然将天津市改为中央直辖市的呼声很高。天津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李志敏在给薄一波副总理写信时，反映了天津市划归河北省领导后产生的一些问题，要求仍将天津市划归中央领导。按理说他这样做并没有违犯党纪国法。但是，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却在一次省市两级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他，说“现在有人扛着分裂主义的大旗”，并责令天津市委追查“谣言”，予以严肃处理。万晓塘只好让市委候补书记崔荣汉做工作。崔原任市委工业部部长，此时仍分管工业部工作。经崔反复劝说，李志敏为了顾全大局，在市委工业部处以上干部参加的生活会上作了检讨。然后由市委将他的检讨材料上送省委，才算了此一事。

    在另一次省市两级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所有议程都已完成，即将宣布散会的时候，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刘子厚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讲话。他严厉批评省委机关有些干部狂妄自大，以上级领导自居，对天津市的干部不尊重。他认定这是一种不良作风，必须坚决克服。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一听，也坐不住了，紧接着省长的话，说“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是我们天津市的直接领导。天津市的干部必须遵照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办事。如有谁对省委不尊重，情节严重的一定要给予纪律处分。”后来，天津市河西区有一位人民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议天津市仍恢复为中央直辖市，果然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现已平反）。

    鉴于省、市关系不融洽，省市两级领导人商量以后，决定拿出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做法是由省市机关相互提意见，各自做自我批评，最后由省市领导人分别作总结。这就产生了1961年12月8日，万晓塘在天津市委召开的各部委局负责人会议上的报告：《关于省市关系问题》（详见《万晓塘纪念文集》）。他在报告中反复强调说明，“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法，来处理省市之间的关系。”

    （十一）

    这是天津市1958年~1967年历年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份统计资料。

    常住户籍人口 (万人) 社会从业人员 (万人)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元/人) 社会劳动生产率(元/人)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农业总产值 (亿元)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亿元) 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1958年 548.29 208.90 32.49 607 1643 61.94 2.94 16.31 4.64 5.86

1959年 567.52 209.20 41.25 744 1973 85.15 3.40 22.38 7.20 6.43

1960年 583.53 222.50 42.66 746 1976 96.04 3.17 22.43 8.00 7.54

1961年 584.23 212.20 28.41 489 1307 51.54 2.95 11.88 2.65 2.54

1962年 595.63 203.80 24.25 414 1166 45.39 2.78 9.77 2.49 1.86

1963年 615.33 204.60 20.65 442 1305 48.95 2.98 10.06 3.27 2.58

1964年 629.52 221.40 30.59 494 1436 55.20 3.11 12.84 3.46 3.59

1965年 637.80 227.50 35.96 571 1602 66.35 4.82 13.33 3.50 2.91

1966年 640.85 227.10 39.31 618 1729 80.42 3.98 15.91 3.25 3.84

1967年 649.72 237.00 33.62 524 1449 68.27 4.59 12.64 2.62 1.73

    可以看出，从1961年开始，天津经济便一步步下滑，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8年水平。众所周知，造成这种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不在天津市。但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却百般指责天津市，并决心对天津市的领导班子成员进行大幅度的调整。1963年10月，调来赵武成任市委第二书记，胡昭衡任市长，杨拯民任副市长。还准备将包括万晓塘在内的天津市的一些领导干部陆续调出天津，另有任用。同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向全党发出《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华北局和河北省委抓住这个时机，派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李立三、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颉伯，坐镇天津，发动天津市委成员学习文件，联系自身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责成万晓塘代表市委常委作检查总结，承担责任。在这期间，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听取天津市委的汇报时，竟至辱骂天津市委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这句话后来还由赵武成在一次市直干部大会上作了传达。

    对于天津市委及其负责人万晓塘这个时期的工作究应作何种评价，迄今在一部分干部中还有争论。例如曾长期担任天津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对天津解放以来经济发展变化情况最熟悉的宋祝勤，为纪念万晓塘逝世34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就反驳了李雪峰的批评，称赞万晓塘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说：

    “在‘大跃进’‘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对一个地区及其领导人的工作评价，往往把在‘大跃进’中‘跃’得越‘高’的，甚或说大话、吹牛皮、放空炮的人和地区视为先进；把比较实事求是、说真话、脚踏实地干的人和地区视为落后。在当年的这种气候下，从上面来的某些同志，带着这种偏见，不体谅天津所处的地位和复杂、困难的环境条件，更不问天津在那种情况下所付出的努力。不察实情，不辨事理，似乎早‘胸有成竹’，抱着一种成见来评功过。汇报听了，下工厂看了，但从未对天津工作（工业）作出客观的全面的分析和指示，而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对，横加指责，甚至恶语相加，硬要给天津戴上一顶‘落后’的帽子。现在，这些莫须有的说法早已和那股‘左’的气候一样烟消云散了。”

    胡昭衡市长本来是带着华北局旨意走马上任的。1963年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们和他谈话时，即强调天津市今后要处理好和河北省的关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解学恭甚至要胡昭衡在天津市委内部形成一个核心，遇到问题去找省长刘子厚。但是，胡昭衡不久就发现万晓塘的处境十分艰难，令人同情。胡昭衡认为天津市还应恢复中央直辖市。这时，天津市委领导人如万晓塘、张淮三等都不敢提这个问题，胡昭衡便有意通过经常到天津来进行调查研究的陈伯达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据原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说：在1965年春夏之交，陈伯达曾让他找几位负责干部，就天津市是否仍改为中央直辖市问题开座谈会。首先在会上发言的是副市长杨拯民。他主要讲了“省市合并”以后，中央对天津市的资金投入、物质分配，比过去减少了许多，致使天津市的工业生产遇到了困难。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淮三便抢着发言。他的意见和杨拯民的意见正好相反。他举1963年抗洪为例，说明河北省领导对天津市帮助很大。他断言“天津市归河北省领导很好”。他这么一说，其他同志便不好再说什么，以致座谈会开不下去。其实，与会者都了解，张淮三的话实属违心之言。后来在胡昭衡的要求下，陈伯达仍将事先写好的给中央领导人的一封信寄去。这时中央领导人也已感到将天津市改为省辖市的决定欠妥。周总理在一次会上讲话时就说，本来还以为办了一件好事，结果出了这么多问题，这是没有想到的。

    1966年4月9日，河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会通过将省直属机关由天津迁回保定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还没有执行，“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被迫靠边站，省长刘子厚主持省委工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他和天津市委作了分工：市委管天津市中小学的“文化大革命”，省委管包括天津市在内的全省所有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其实任何一级党委都是无法管好“文化大革命”的，刘子厚这样做只会给自己添麻烦。天津市委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再受到党中央的批评，但有的问题是河北省委处理的，刘子厚不得不前往北京向党中央做检查。也许是受此影响，党中央于1967年1月2日发出正式文件，宣布早就作出的决定：天津市由河北省省辖市恢复为中央直辖市。这时万晓塘已经病逝。市长胡昭衡从“文革”一开始，便靠边站，不能正常工作。陈伯达要求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到天津来工作，没有获准。党中央任命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解学恭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原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阎达开为天津市委第二书记。河北省直属机关就在这“兵荒马乱”之际，匆忙离开天津，迁回保定。有些单位搬家时，没有运输工具，有些同志就只好步行，狼狈不堪。他们对省会往返搬迁这件事颇多微词。以解学恭为首的天津市委建立后紧跟“四人帮”，作恶多端，又使天津市成为“文革”中的一块重灾区。解学恭终于被开除党籍。

    （十二）

    据说，河北省委当年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将天津市划给河北省领导，主要理由有三条：一、历史上天津就曾经是河北省省会。二、如今许多兄弟省都有大城市作省会，河北省还没有这样的大城市。三、省市合并以后，有利于工农结合，城乡互助，消灭三大差别。

    我就这个问题专程拜访了李定（离休前曾任天津市委秘书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他认为，这样做显然没有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天津市已经成为我国北方的一座中心城市。在经济上，和华北、东北、西北以及其他地区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硬要通过改变行政区划的办法，改变隶属关系，将天津市改变成河北省一省里边的中心城市，面向河北省，为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服务，这不仅限制了天津市的经济发展，对河北省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

    现在，本文围绕“省市关系”问题所提到的许多同志，大多已经亡故。他们都是好人、好心。回顾这九年的历史，我们从中所应汲取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我认为 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就是一定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自觉地按科学的发展观办事。

    本文资料来源：访问李定、崔荣汉、李树夫、王城熙、王辉、崔广兴等同志记录，胡昭衡、张淮三、聂壁初、李中垣、宋祝勤、刘丕昌、陶正熠、陈德仁等同志的传记或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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