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媒体在过去两三年来一直不断质疑一件事，就是没有听说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是依靠城市化、房地产这样的大规模建设实现了现代化。这句话说得挺对，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躲过大规模人口向城市集中，住房大规模改善，基础设施大规模完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迄今所面对的许多重大的战略难题，正是和城市化战略中的缺陷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苏南，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兴起了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乡镇企业雇佣了超过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国民经济总量、出口创汇总额和国家税收总额中，所占比重超过1/3。但是这样一个良好的势头，被我们一个有缺陷的城市化战略扼杀了。

当时的政策叫“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由此痛失了中小城镇发展的良好契机，痛失了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机会。那个时代，中国的市场还处于卖方市场，所以这些乡镇企业的发展欣欣向荣。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这个市场完全扭转为买方市场，乡镇企业几乎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当前，中国面临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但是为什么不能接受过快过猛的人民币升值呢？因为人民币升值一定会伤害一大批外向型中小企业，被排挤出去的首先是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力最脆弱的农民工。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可能有二千万人到三千万人被迫返乡，带动的是二千万个到三千万个农村家庭重新返贫，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城市化战略存在的缺陷。过去的十年，由于客观原因，我们不得不把建设的资源、政策集中在少数的几个大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也包括南京、济南、杭州、青岛等城市，而没有形成一批同样有发展潜力、有竞争力、有就业机会的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城镇，所以一遇到国内外经济背景的大变动，农村劳动力只能够在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发达地区到贫困山区两极之间摆动，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二三线城市缓解和承接他们的就业，较为被动。

实际上还不止于此。早在十年前，沿海地区的发展主要是城市经济发展带动的，而在广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主要是城市发展不足带来的经济发展的困境。中部六省，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六个省会城市，除了武汉略大，其他五个省的省会城市规模、基础设施和经济总量发展不充分，起不到区域和中心城市的作用。这样的城市化率显然不能满足现代化重要任务。

当前，城市化已经从最开始的大规模建设住房、福利分房、鼓励单位建设住房、城市开发区建设逐步走到了城市群发展的阶段。江苏省就有苏南城市群以及沿海城市群，也包括南京都市圈。当前，城市群战略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如何发展城市群，我认为要进行三个改革。

第一要进行体制改革。南京不是今天才成为长江重要门户的，南京在计划经济年代是最受宠的宠儿，比起长三角的任何城市，得到计划经济的乳汁都是最多的。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实现我们想要的发展呢？最重要的是改革。紧紧把南京城市转型发展立足于政府的力量是不充分的，还要强调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包括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更大程度的开放市场，使南京成为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都市。

第二要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南京地处两省交界，也承担着与苏北地区相互带动促进的作用。中国已经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发展阶段，城市群战略一定要打破旧体制下行政区划分割导致的低效率和高成本。

第三是到了大刀阔斧地破除城乡壁垒的时候了。真正解决城乡协调发展，让更多老百姓分享城市化、市场化和经济发展的好处。坦率说，中国农民和中国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经济矛盾，主要不仅仅是收入差距问题。真正矛盾爆发的前沿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城市扩张中的土地征用问题，第二是在城市经商务工的农民工的城市福利资源的均衡化覆盖问题，第三是农产品在城市中的销售价格问题。这三个矛盾都是因为现在依旧存在的城乡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