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学者提出“农二代”概念，用来概括农村80后、90后青年与其父辈（农一代）在务工行业、子女教育、消费方式、未来生活预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严格来说，“农二代”这个表述并不准确，因为他们父辈的父辈也是农民。世代为农，何谈一代二代。

    “农二代”这个概念的解释力，并没有超出学界对于“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如果说创造这样一个概念是为了表达新生代农民工“离村脱土”的特征，其实也极不符合当前绝大多数农村的现实情况。

    家庭式迁移、县城买房等现象有着复杂的原因，不应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离村脱土的证据。

    第一，农民工家庭式迁移的大前提是城市中有充足就业机会供给，确保年轻夫妻收入稳定。不仅如此，家庭式迁移时，孩子至少要到上幼儿园的年龄，只有这样才能把妻子解放出来去工作。单靠丈夫一人工资，家庭式迁移的成本会非常高，只有少数家庭才承担得起，不可能大范围发生。随着时间推移，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逐步减弱，那些没有能力继续留在城市的家庭，不得不返乡生活。

    第二，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县城买房，这个现象近年来确实有所增加，有一部分家庭确实有这个经济实力，但也有不少情况是男青年迫于婚姻压力而买房，因为女方普遍把县城有房作为谈婚论嫁的基本条件——至少男方父母要出首付款，婚后小两口还贷款。这样的房子，即便买了，也往往因为缺钱而不能尽快装修。即便凑钱装修，也经常空着，因为县城的就业机会有限，大部分年轻人还是向着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务工收入高的地方流动。即便一部分农民工勉强入住县城楼房，但因为要还房贷，生活也可能拮据，甚至需要农村父母各种方式的接济。一部分年轻人借此机会享受了城市生活，城镇化率提高了，但“城镇化”的成本，往往是由农村父母来承担的。

    近日，山西的一位基层干部在网络上发文反思乡村振兴，他指出农村的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在一些家庭，儿子考上大学并留城就业，老父母的生活负担却更重，不仅要供学费，还要帮儿子付首付甚至供房贷。到头来，儿子勉强城镇化，却没有太多能力“反哺”父母。农村父母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为儿子的城镇化而提高，反而可能大大降低。

    一代人进城，依托两代甚至三代人的辛劳。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考察当代中国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不能回避城镇化的成本分担问题。以过度汲取农村人口和经济剩余为基础的城镇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将带来乡村的进一步衰败。

    二

    新生代农民工到底是彻底离村脱土，还是像其父辈那样返乡务农？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完成城镇化，决定性因素不是主观意愿，而是客观条件。问题关键不是想不想留在城市，也不是是否应该留在城市，而是能否具备定居城市的经济基础，其中就业机会是最核心影响因素。

    进一步说，决定农民工城市生活经济基础的，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具体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与劳动力的需求状况，另一个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状况。

    在劳动力需求方面，不能只谈城镇化而避谈工业化。工业化才是影响城市劳动力需求的核心要素。近年来，城市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在增长，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增强。究其根本，这些行业的繁荣，必须依托工业化的推进，否则就不可持续。因为光靠第三产业来推动的城镇化后劲不足。脱离第二产业而空谈第三产业发展，就会对城镇化趋势的做出错误判断。有经济学家认为，甲给乙洗头，乙给甲洗脚，这就促进了就业，产生两份收入，增加了GDP。其实，这种模式的GDP，含金量并不高。更好的模式是：甲给丙洗头，乙给丙洗脚，丙在工厂做工。这种依托第二产业发展而衍生的第三产业就业机会，更能反映社会经济的进步。以此为基础的城镇化，才更有后劲、可持续。所以说，中国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是工业化的稳步推进。正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经济体量增加，决定着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影响着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

    在劳动力供给方面，不能只谈农村劳动力剩余而忽视这种剩余的特点。大体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对剩余，另一类是绝对剩余。相对剩余根源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农忙时参加农业劳动，农闲时又无事可做的劳动力属于相对剩余。超越农忙季节需要的农村劳动力属于绝对剩余。当代中国农村，两类不同类别的剩余劳动力具有不同的务工方式。绝对剩余劳动力以二三十岁青年为主，主要进行远距离的长期务工，相对剩余劳动力以四五十岁中年为主，主要进行近距离的短期务工。可以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是绝对剩余劳动力。

    需要注意的是，当绝对剩余劳动力存量远远大于工业化、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的总需求时，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谈判能力就较低，资本择优选择劳动力的空间就比较大，那些年龄偏大、敏捷性弱的劳动力就会受到排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当他们不再受城市劳动力市场青睐时，就业机会就会越来越少，收入水平逐步降低，留在城市生活的经济能力不断减弱，留城意愿也逐步降低，返乡就会成为“顺其自然”的选择。这种格局，只有在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供给小于工业化、城镇化总需求的时候，才可能发生结构性转换。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身边的快递员、送餐员、导购员中，中年人占据了大多数。农村务工人员也就有更多机会留在城市生活，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政策的配套下，这些人口的城镇化速率就会大大提升。

    三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依然处于过剩状态。规模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并没有形成大规模失业问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极其重要但依然没有被充分重视和理解的现象。
之所以剩余劳动力没有转化为大规模失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农村劳动力存在一个规律性的进城务工和返乡务农机制，具体表现为年轻时以进城务工为主，年老时以返乡务工为主，形成了“半工半农”的生计模式。

    综合来看，农民工的务工行为，主要受两个“周期”的支配。在微观层面，支配农民务工行为的是家庭生命周期，在不同家庭发展阶段采取相应的生计安排。在宏观层面，支配农民工务工行为的是经济发展周期。受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影响，在经济扩张期，就业机会增加，农民工需求扩大，外出务工增多；在经济收缩期，就业机会减少，农民工需求缩减，返乡务农增多。基于家庭生命周期和经济周期而进行的进城务工或返乡务农——这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配置方式，促使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形成了一种富有弹性的劳动力供给模式。

    在微观层面，农村劳动力的弹性供给，有利于农民家庭获得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通过农业收入获得基本生活保障，通过务工收入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在宏观层面，农村劳动力的弹性供给，有利于城市获得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不因经济扩张而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也不会因为经济收缩而出现大面积失业人口滞留城市。

    农村劳动力弹性供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经济高速发展同时确保社会稳定有序的重要机制之一。只有理解了这个机制，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当前中国提出的逆城镇化战略。

    四

    逆城镇化战略不是对城镇化战略的否定，而是为了摆脱一些西方国家单向度城镇化模式的老路，结合中国自身人口、资源等历史现实条件，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乡共荣的新型发展路径。

    逆城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是：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在流向城市务工的同时还会规模性的逆向流动，即农民工返乡。实施逆城镇化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为了在顶层设计层面为农民工返乡创造条件、提供支撑。只有建设好乡村，才能吸引更多人主动返乡。只有劳动力逆向流动，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人力资本。只有劳动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自由流动，才能更好地发挥农村劳动力弹性供给模式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抽象讨论或预言新生代农民工是否会像其父辈那样返乡，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我们最需要做的，是把城市、乡村两头都建设好，政策配套好，让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由流动，特别是要让那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失去竞争优势的农村劳动力可进可退，让他们有家可回，有地可耕，有业可守，有亲可聚，有乡可恋。只有这样，进城务工的人就可以结合自身境况做出合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