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个农民为主体、农村占多数的国度，因此，中国的基本问题一直是农民问题。在中国，闹革命，成功的基础必定是“土地革命”；搞现代化，成功的基础归根结底是农民、农村、农业的现代化。说到底，是农村，而不是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但现代化过程，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农村变城市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加速城镇化的过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实施城镇化。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年的成名之作，就是他的经典之作《江村经济》。这本书最初是用英文写的，题为《中国农民的生活》。费先生晚年的经典之论，则是《小城镇，大问题》。在当代中国城镇化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就敏感地意识到这将是引起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大问题，必须走出一条新路——中国特色的“小城镇建设”之路。

可惜费先生走了，否则，今天他一定会再度呼喊：城镇化其实是个“天大的问题”！

城镇化是把好剑，一把拉动内需、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利剑。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促进发展最大的潜力也在城镇化。如果城镇化率达到65%，可新增两亿多城镇人口，其居住、生活、就学、就业都会创造巨大的经济需求，为扩大消费和投资提供强大、持久的动力。城镇化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转型，推动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业，商贸、餐饮、旅游等消费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城镇化创造的市场需求之大，举世罕有其匹。美国有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

但城镇化还是把双刃剑。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却消耗着全球75%的资源，并产生了更大比率的废弃物。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

问题是，中国的城镇化是在时空压缩中进行的，加之规模巨大，“萝卜快了不洗泥”，我们或许来不及冷静思考、科学抉择、认真规划、兴利避害，就要闻鸡起舞、挥剑疾舞，甚至“金蛇狂舞”。

世界城市化可抽象为两个时空进程：

一个是西方主导的进程，从1820年到1980年，时间160年，空间从24万平方公里扩展到3700万平方公里，卷入的人口从约2000万增加到约14亿。这是一个逐渐传导和扩散的时空过程，城市化中不断产生的利益冲突、结构失衡、制度矛盾等等，在这个相对宽松的时空过程中释放、缓解和修复。

另一个则是在中国发生的进程。时间，从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间；空间，960万平方公里。与前者相比，时间和空间分别仅用了约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卷入进程的人口则从9.8亿增加到13.4亿。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已达6.7亿，占总人口的49.68%。而且，农业中国9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约一半的国土上，这是自然和历史的千年演变形成的，中国城市化的加速过程主要发生在这个本来就拥挤的空间里。

中国的城镇化像是在一个高度挤压和紧张的时空反应釜中进行。尽管有幸发生于和平安定的环境中，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保障，但在创造奇迹的同时，时空压缩下的“历时性矛盾共时性承受”，也催化产生并堆积着大量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问题、矛盾和风险。

近十几年来，墨西哥由于“过度城市化”，农业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农民“被城市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失衡。阵痛还在，教训深刻。

那么，中国的城镇化是否就要缓行，“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呢？当然不是。

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科学规划，严格管理，注重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中国的城镇化，定能“先圣按剑起，叱咤风云生”，“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