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神庙风格亲和平缓，有“民主之风”，体现希腊人的民主精神。罗马万神庙等以高高台阶“威临于前”，经罗马人的发挥，原来“适合于民主城邦的希腊神庙”，变成了“适合帝国统治需要的罗马神庙”。这表明，建筑式样乃至城市空间，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政治意向。

　　是的，城市物理空间可以通过“营造感觉”，来对公民性格施加影响。什么样的城市空间，形塑什么样的城市人。人说上海人“精明不聪明”，为什么？因为沪上城市文化是一种精细文化，也是商业文化，与北京的大大咧咧大不一样。“精明”两字，是在精精当当的街市和齐齐斩斩的弄堂门户里炼制出来的。

　　如果说一个城市有它的品质，它体现在哪？不是现代和超现代的摩天大楼之类，也不是五光十色的商圈，而是体现在它能否有助于发展公民性格，能否孕育人们的公民品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认为“不道德的社会制造了不道德的个人”，这种理论强调社会空间、社会环境对人行为施加的影响。英国人类学家弗思说：“任何一种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总要迫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接受一种物质生活方式”，这话也是这个意思。

　　构成城市空间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群体分布。是“杂居”，还是“类聚”？效果是不一样的。人类最佳的居住形态是“杂居”。但今天，中国的各大城市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通过不同小区对群体作出划分。“高档”小区、“中档”小区、“动迁”小区、“经济适用房”小区……界别分明。

　　２００４年，德国艺术家克莱门斯・冯・魏德迈和他的法国同伴马娅・施魏策尔来到中国，想在中国拔地而起的大城市里，找到１９２７年流行世界的德国科幻电影《大都会》(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中所反映的城市化的历史对照。但他们发现“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或广州……均超过１０００万，而城市居民根据腰包，被分割得越来越清晰，界线也越来越不可逾越”。

　　德国的艺术家们与德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感觉竟然一致：中国城市因其居民的收入被分割，“以钱划界，形成富裕的中产阶级社区、富人社区……以钱划界，而后竖立高墙，画地为牢”，他们说：“无论在哪里，就算是在西方，我们也不认为这是积极正面的发展。”

　　今天，大片大片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社区，正出现在中国城市边缘的地平线上，它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了购房“便利”，但它杯水车薪，只解决了很小一部分人，根本的还是要解决房价的离奇飞长――在另一面，这种“类聚”方式，把居住形态单质化，为今后可能形成“贫民窟”和“准贫民窟”，提供了物理基础。本质上，这种“类聚”是“以钱划界”对城市群体作出分割，不利于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的形成，世界历史在许多地方都提供过这方面的佐证。

　　此外，公民文化的基础是“文化”。缺少“文化”的城市，离“公民文化”更远。如果一个都市里，只有很小的群体有机会欣赏贝多芬、巴赫、柴可夫斯基，只有很少的群体能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鲁迅，只有很少的人走进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且如果这些场所活跃着的主体不是市民，而只是各种各样的官方活动等，那么那里很难真正荡漾起公民文化的和煦春风。

　　城市，不是砖瓦水泥的组合。城市不仅要尽可能适宜人的生活和生存，还要为人的全面发展，为完善人性和提升公民品质，提供“器”（物理空间）与“道”（精神空间）的优越条件。

　　（作者为博士后、教授、公共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