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靖江毒地案”的举报者周建刚获得了当地政府30万元的奖励，创下国内环境污染举报奖励的最高纪录。但是，这30万元相对于周建刚遇到的风险和承担的损失来说，又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周建刚之所以会卷入这场毒地风波，是因为两年半之前，他收购了靖江市的一家生猪养殖场，入驻养殖场不久，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进一步调查之后，他发现养猪场地下竟然埋着上万吨的高危化工废弃物。在他的坚持举报下，最高检、环保部、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此案，这也是第一起三部门联合挂牌督办的污染环境案。

　　现在，虽然“靖江毒地案”的风波已经日渐平息，事件正在沿着法律程序进行，但是，周建刚在举报过程中遇到的曲折依然令人深思。在他刚开始调查时，就三番五次接到来电，警告他不要再查下去，他没有听；此后，又接到神秘的网络电话，声称愿意出十倍的高价购买这家养猪场，他没有接受；在他实名举报之后，发在本地论坛上的举报信又被删除……用周建刚的话讲，那个时候的他犹如惊弓之鸟，甚至一度关掉手机，远离家庭，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因而，他一开始就写下了遗书，作好了以死相争的打算。

　　到底是什么样的举报凶险到要写下遗书？假如说一个组织犯错犹如一个人生病的话，那么，举报作为一种纠错机制，就相当于治病的医药。人生病在所难免，犯错同样在所难免。举报不畅，就相当于拦住医生不让看病，堵塞了治病救人之路。这个道理人人都懂。

　　然而，类似事件并不少。一些企业、组织为了眼前的、一己的私利，牺牲人民群众长远的利益，还在遭到举报时制造重重阻力。例如今年9月爆出的浙江湖州偷埋病死猪事件中，湖州一废物处置公司在大银山附近掩埋大量病死猪，导致当地环境严重污染。当地村民多人多次向上举报，却一再遭到否认。直到3年多后，此事引起了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的关注。根据最高检的一项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高达上千件。

　　那么，举报为什么这么难？又是谁在威逼利诱举报者？像周建刚这样的举报人，可以说是社会的良心。但是，举报之难和毒地之恶仿佛两记重拳，不分先后，一同向他袭来。反思举报之难，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揭露毒地之恶。

　　所以，在风波渐平之后，我们仍然要追问：当初的监管去哪儿了？要发现重大环境污染并不难，更何况还有人实名举报，有关部门为何装聋作哑？接到举报的部门去哪儿了？为何不但不认真调查举报内容，反而一味地掩饰、否认？那些威胁、利诱举报人的匿名者，又是哪里来的底气和财力？对于周建刚这样的举报人，有关部门是否应该予以保护？

　　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但是，也只有把这一个个问号都拉直了，才能真正让监管落实畅通，让法律的威严照亮人心，让人民信服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