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五部委近日联合下发《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倡导优化片酬分配机制，严禁播出机构以明星为唯一议价标准。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将对明星“天价片酬”起到一定遏制作用。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近年来经常引起社会热议的一个话题：为什么科学家的社会关注和物质回报不如明星？远的如2015年1月，遥感专家、“布鞋院士”李小文和歌手姚贝娜相隔几天去世，后者的舆论关注度明显更高，“为何科学家不如明星”的问题便被提了出来。当年10月，药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与演员黄晓明的婚礼“撞车”，有人概括称“屠呦呦一生研究敌不过黄晓明一场秀”。而最近，中科院院士、材料物理学家柯俊去世，网上又有文章认为,科学家引起的网络热度几近为零，被明星抢了风头……

　　应当说，为科学家鸣不平，反映出人们对于这一群体社会价值的肯定，也表达了人们对于娱乐消费过度侵占大众注意力的担忧。专家学者们以其研究成果推动社会进步，但所获社会关注和物质回报却远不及娱乐明星。这样的现实，的确让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但是仔细想想，科学家真的需要那么高的社会关注度吗？演艺明星又为什么能得到那么高的薪酬呢？笔者以为，对于“科学家不如明星”这一现象，还要辩证地看。

　　先看社会关注。电影、电视、歌曲等大众话题，门槛较低，而科学研究的门槛则相对较高，这就决定了前者更易于传播。而且，娱乐产业属于注意力经济，其运行方式就是取悦受众，而科学家开展工作，并不以大众关注为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家受到的关注不如明星，其实是社会的常态。如果科学家也像明星那样被追捧，他们又如何潜下心来做学问？其实，科学家真正需要的不是曝光率，而是完备的科研条件、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令人有尊严的待遇。这些，恐怕不是社会大众能够直接提供的。

　　再看物质回报。其实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就解释过“超级明星”现象。他认为，“超级明星”产生的市场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市场上每位顾客都想享受最优生产者提供的物品；二是生产这种物品所用的技术使最优生产者以低成本向每位顾客提供物品成为可能。娱乐产业恰恰满足这样的特点，所以才产生了较高收入的“超级明星”。显然，学术研究领域不是一个适宜培养明星的地方。从均衡价格和供求弹性理论来看，社会对明星的需求富有弹性，而明星的要素供给缺乏弹性，导致均衡价格较高。所以，明星的高收入并没有违背价值规律。而且，学术研究的特性决定，科研成果往往不能直接转化为消费者的现实利益，因此难以通过市场交易来定价。在以销售为导向的商业模式下，利润在接近消费终端的下游被放大，财富便较多地集中在了这里，也促使了明星的收入高于科研工作者。

　　由此可见，明星的社会关注和物质回报高过科学家，是符合传播规律和价值规律的。那么，“科学家不如明星”的感叹是否完全属于杞人忧天呢？也不尽然。记得上世纪80年代问孩子们长大想做什么，很多人回答要做科学家；而现在再问孩子们这个问题，回答要做科学家的凤毛麟角，更多的是要做明星、网红。可见，当今社会对于明星的关注确实过高了。明星极高的曝光率和收入水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价值判断。长此以往，会导致社会资源进一步向娱乐产业聚集，而使其他行业领域资源流失。当没有人再愿意投身科研，特别是基础学科的研究时，国家的长远发展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那么，这一问题应当如何化解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其一，推动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最终还要靠发展来解决。要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不到40年，很多人才富起来没多久。当人们刚刚走出封闭与贫瘠，被五光十色的娱乐产业吸引是很正常的事。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兴趣爱好会逐渐分化，文化品味会更加多元，娱乐明星原有的超高关注度势必会被分散和消减，科学家和明星的对比也就不会再那么强烈。

　　其二，限高提低，调节收入分配。一方面，规范娱乐产业的发展，对于过度炒作、漫天要价、扰乱市场的行为加以限制，比如这次五部委下发的通知就是一种尝试。另一方面，加大科研投入并通过研企合作等方式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提升科研人员的收入和待遇。同时，要合理运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差距，把财富从利润扩大的下游环节转移到难以快速直接变现但长期效益、社会效益高的上游环节。

　　其三，科学家走近大众，大众走进科学。媒体和专家学者应共同努力，搭建高质量的科普平台，拉近科学家与大众之间的距离，让大众对科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这既有助于社会整体科学素养的提升，也增加了大众对于科学研究和科研工作者的关注度和亲近感。在这方面，《百家讲坛》《开讲啦》等电视节目都进行了有益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总之，缓解科学家与明星比较带来的撕裂感，需要综合施策。当然，这可能需要一定时间，但总比一次次哀叹“科学家不如明星”，抱怨大众不像追捧明星那样追捧科学家要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