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深圳大力推广安居房的实践受到了广泛好评。不过，最近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前几天，深圳某社区的购房业主和安居房租户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部分业主提出要限制安居房租户权利，如要求物业禁止公租户进入小区花园、禁止公租户使用车位，并将公租房与其他住房隔离。这起事件一发生，就牵动了各界的目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区隔模型”。在该模型中，假设有两类不同的人（如收入或种族不同），这些人都更愿意和自己同类人生活在一起。起初，这些人是杂居在一起的，但一旦有人发现在自己的邻居中，与自己同类的人数低于某个临界值，他就会进行搬迁。如此，一段时间后，原本杂居在一起的两类人就自发地隔离开来了。

    在实践中，“区隔模型”有着极为强大的解释力。例如，在美国的一些城市里，富人区和穷人区泾渭分明。其实这种现象未必出于规划，而是自发演化的结果。因此，在设计社区时，我们应尽可能尊重这种“人以群分”的规律，把不同类的人放在一起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未必能达到预期结果。

    在这次事件中，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尽管无论从种族，还是收入上看，业主和租户并没太大差距，但他们的差异也不容忽视。从生活理念上看，业主往往偏向稳定，对居住地的安全有较高要求；而租客更不愿被住房束缚，其对自由的向往胜过对稳定的偏好。这种理念上的差异，从心理上为他们的交流造成了障碍。

    更重要的是，这两类人在对社区承担的义务上也是不同的。尽管租客也缴纳物业费，但由于他们的居住面积往往更小，其所缴纳的物业费通常不多。如果简单地让租客享有和业主一样的福利，按照人头平均分配停车位、公园等公用设施，就会造成两类人矛盾的激化。

    不可否认，推广安居房是践行“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理念的一次重要实践，是剥离住房的使用和投资作用，引领住房价格回归理性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深圳这样一个致力于吸引外来优秀人才的城市来说，更是具有重要价值。

    不过，要做好这项工作并不容易。该如何建设、分配安居房等，目前并没有太多现成经验可以借鉴。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相关工作前多做调查、多进行理论论证。

    回到本次事件，我们该怎么消除安居房租客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呢？我认为，最为根本的措施就是要消除两者的差异性。尽管两者在生活理念上的差异难以消弭，但他们在对社区贡献上的差别是能消除的。例如，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些户型相对较小的社区来推广安居房，这样在居住面积、缴纳的物业费上不会有太多差异。如此，让两类人享用同样的公共服务也就没什么可质疑的了。

    当前，在业主不能很快与租客消除分歧，达成共识的前提下，专门建设一些安居房小区，专供安居房租户使用也是必要的。同时，还要注意这些小区公共服务的分配。从长远来看，此举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

    总之，推广安居房是件好事，但好事多磨。让租户和业主同权是重要的，但让两者同心可能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