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周天勇，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原辽宁财经学院）基本建设经济系，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调入中共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主要研究领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中小企业、金融风险、城市化、国企改革、农业经济等。至今出版专著10多部，发表论文400多篇。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更是一位以直言不讳、独特视点响彻我国经济学界的经济学家。上个世纪90年代，鉴于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呈现迅猛发展态势，他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城市化，并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引起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的极大共鸣。

在接受城市化杂志专访时，周天勇预测，未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态势仍然是人口向沿海流动，向发达地区流动，向城市流动。现在通过高速公路、城市结点形成的城市网络体系，今后还会继续发展。未来，我国的城市数量达到三四千个也不为多，并且会形成更多的城市群、城市聚集区，包括都市圈。对于发展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的争论，周天勇则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没有意义的，人往哪里流动，取决于就业和发展机会，取决于工资水平，取决于人们对区域文化、社会和环境的向往，这是市场配置的结果，而非人的意愿或者规划所为。

他提醒，拉美国家仅将公民的教育、养老和医疗等包下来，还不包括住房，就陷入了“拉美陷阱”，因此一些地方希望政府将农民工住房全包下来的想法不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更会让中国在城市化的道路上陷入“中国陷阱”。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推动力

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2009年达到了46.6%，30年间差不多增长了近30个百分点，城市化率增长较快，同时全国建成了较发达的城市体系。而从解放初期到1978年的这3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从1949年的10.6%到1978年的17.9%，城市化率增长很缓慢。

周天勇认为，这两组数据表明，无论是从城市化人口的比例来看，还是从城市数量、城市规模、城市质量、城市体系、城市网络、都市圈来看，以及城市和城市间的交通网络建设等方面来看，改革开放后的这30年，我国的城市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他也表示，这30年的城市化可谓有得有失。

他将我国城市化的“得”归纳为5个方面。并认为最大的“得”就是我们通过人口的转移，释放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农村劳动生产率非常低，农民进城后，虽然工资比城市固定工的工资低，但创造的国民收入比在农村高很多，这实际上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来源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

第二，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建设了大量的工厂、住宅、公共设施、基础设施，这些也非常强劲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

第三，中国的集成制造主要来自于劳动力的转移，农民的工资成本成为我们出口强劲的动力。周天勇认为，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解决农业剩余劳动率的一个办法就是，如果国内消费足够大，市场足够大，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在国内消化掉。实际上我们30年来，农民工创造的许多产品都是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它的价值。

第四，通过城市化，四亿多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他们的观念、技能、视野包括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第五，四亿多农村人口的转移提高了农村的生产率，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对于时下青壮年离开农村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的观点，周天勇认为这个理由是不对的，“实际上青壮年多了，三个劳动力种一亩地也没什么产出，如果我们现在一个农业劳动力能种五十亩地甚至一百亩地，我们的产出会提高很多。所以，关键还是要把人从农村转移出去，这样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经营才能推动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我想从这五个方面来说，我们整个国家的城市化，对于国民经济、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推动力。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城市化的‘得’。”

“但是我们30年来的城市化也有它的问题。”周天勇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不同的时段对于农民进城的观念上：第一个10年，对于农民进城，我们的思想意识还是一种“堵”的办法，看得比较严，农民从农村出来需要务工证等证件，当时将农民处出看成是“盲流”。第二个10年，我们发现，农民出来打工还是对的，于是渐渐放开。第三个10年，我们才意识到，只有提高城市化率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才能迈向中等或者迈向发达国家。

周天勇直言，由于前面两个10年我们还是犹豫的，因而没有处理好农民进城与土地制度的关系，没有按照农民进城体制来设计土地制度，一方面城市建设通过不合理、不合法的低价剥夺农民土地的情况时有发生，农民的社会保障等福利措施没有建立起来，造成失地农民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土地资产不能变现，房子、宅地、林地、耕地不能卖掉，也没有政府愿意收购，不能有一笔置换的资金来购买城里的住房，造成现在近2亿进城农民在城市没有自己的住房，也让农村产生了“386199”部队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想，这是我们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一个‘失’。”

“第二就是有可能形成两个阶级——食利阶级和被食利阶级，或者叫劳动阶级与有产阶级，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他不无担忧地说，由于农民工买不起房，要在城里租房，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收入交给房东，这有可能会撕裂我们这个社会，形成两个阶级。

第三个‘失’就是农村的林地、宅地卖不掉退不出来，许多农民在城市和农村“两栖居住”，这样占用的土地更多，浪费的土地更多。
他向记者列举了一组数据：1978年，我国的农村土地大概是7000多万亩，到2008年底在2亿7000多万亩左右，但是农村人口减少了6000万人，城市人口增加了四亿多人，而城市建设用地只增加了5000万亩。“这样看来，还是建城市合算，但是要避免‘两栖建设’和‘两栖居住’，否则我们的国土面积更不够用。”周天勇认为，我国没有像韩国、台湾在城市率提高后，宅基地得到复垦，边远山区变成森林，是个很大的遗憾，也成为城市化的一个“失”。

此外，他还指出，我们的“失”还体现在，只是最近几年我国才开始对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公共服务，建立社会保障，建立工资协商机制，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也没有一个完备的筹划，配套措施还比较滞后。

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实现人的城市化

就当前我国每年有数百万亩的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数以亿计的农民无法享有市民的权利，有专家认为，与“土地的城市化”相比，“人口的城市化”进展缓慢。那么，如何更好地推进“人口的城市化”，使其与“土地的城市化”取得协调发展呢？

周天勇表示，正常的城市化要能够让农民把农村的宅地、林地卖掉，到城里租得起房、买得起房，城市能够开发更多的住宅，这是合理的。但现在很多农民买不起房，政府却扩大城建面积、建设开发区，形成所谓的土地的城市化，这和农民的关系不大，没有实现人的城市化，“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还是要从土地根本制度上改革”。

他提出，首先要让农民能够从宅地、耕地和林地上顺利退出，资产有接手。“比如说，耕地有大规模经营的农户愿意接收，宅地要么通过合理的价值置换为建设用地，要么政府收购，复垦农田，林地可以卖掉，这种情况下，农民才有到城里买房的能力。”

其次，在解决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上，他认为住房市场要做到高端市场放开，中端市场有控制。中端市场可以通过两个指标来控制，一个是房价收入比，要能够让一个家庭6年的全部收入买得起一个标准间的房子，不变成债务上的房奴；另一个就是房价的增长速度不能快于收入的增长速度。通过这两个指标进行控制，再加上农村资产的变现，就可以让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买得起房，也才能够实现“人的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结合。

对于少部分比如5%，最多不能超过10%的农民工，周天勇认为，可以由公租房、廉租房来解决。他直言：“即使这样，政府的负担也已经很重了。”而对于目前一些地方希望农民的住房由政府全包下来的倾向，周天勇认为“这不仅是一种空想，一种乌托邦，还会让我国的城市化陷入中国陷阱”。

他说，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能把住房包下来。上个世纪，拉美就是想把养老和医疗包下来，最后陷入借债过多，财政赤字，发生金融危机，陷入“拉美陷阱”，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末拉美失去的二十年，主要原因就是承诺太多，但他们还没有承诺住房。我们国家如果把医疗、卫生、养老、再把住房承担下来，则会跌入“中国陷阱”。

十二五我国面临城市化的巨大挑战

2009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3亿人，外出农民工占城镇人口的23.4％，为我国46.6％的城市化率贡献了10.9个百分点。促进这一只在统计意义上为城镇人口的群体能够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是“十二五”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提高我国城市化质量的核心任务。
周天勇认为，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关键在于能不能为他们提供固定的住所、均等的公共服务、平等的社会保障以及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

“现在来看，十二五期间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全面达到均等化的可能性也不大，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会有比较大的进展，但如何将农民工的合作医疗体制与城市的医疗体制，特别是在大病统筹上接轨将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并且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需要国家加大投入的同时，加强对企业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检查力度，避免偷漏跑冒。”

“此外，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还在于要让他们有钱。”周天勇建议，要从林地、耕地、宅地变现、工资增长、鼓励创业经营三方面增加农民工的收入，实现他们在城市定居的愿望。

他直言，农民工的市民化将是更长期的一个过程，并预测这一过程可能需要10年甚至15年才能完成。

展望十二五以及未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周天勇表示，我国的城市化仍将呈快速发展态势，同时面临许多巨大的挑战。

首先就是如何为大量进城的农民创造就业机会。他直言，如果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小企业的发展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再加上住房问题，有可能形成比较巨大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不稳定。

第二个挑战是资源生态环境问题。他分析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生活水平要提高，农村的生活方式要变为城市的生活方式，电、水、气等人居消费水平会随之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工业要支撑财富的增加，要消耗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排放二氧化碳等污染物。城市大规模物质消耗的提高，又会给我们现存的淡水、天然气、排放的环境容量等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如何既推进城市化，又推动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同时改变生活方式来适应资源的约束性，将是我们在十二五以及未来面临的第二个挑战。

“在未来五年或者十年，如何使人们的收入分配差距缩小，财富差距缩小，不产生两极分化，将是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第三个挑战。”周天勇表示，过去，尽管农村人和城市人有一定的财富差距，但人们分处两个空间，社会比较安定，现在穷人和富人同处城市，会产生很多摩擦，带来社会的不安宁。

“如果还有一些挑战的话，就是政府能够提供怎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他进一步阐释说，社会福利提供的不够，会在城市形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过分承担的话，政府财力不够，还会形成养懒汉的社会，如何既让进城农民工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有所养、居有所屋，同时在这些福利里面，政府拿多少，怎么拿法，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都将是未来我们城市化面临的巨大挑战。

采取改革组合拳遏制房价上涨

今年接连两次的楼市调控政策凸显了政府稳定房价的决心。为什么被认为是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依然动摇不了坚挺的房价、泼不冷滚烫的楼市？

周天勇分析认为其根源首先在于政府没有供应足够的土地。另外，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制度、地方政府垄断性囤地、倒卖土地、以及招拍挂制度、70年产权等等，都是推高房价的机制。他毫不讳言地指出：“这些机制不改的话，光用信贷的方式，房价还会反弹，涨得还会更猛！”

那么，要突破直接导致房价上涨的土地财政、土地招拍挂等制度，主要障碍是什么？又应该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突破的关键是18亿亩土地总在保吃饭，保不保居住？”他表示：“这是一个在思想上突不突破的问题。要知道，粮食可以进口，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产量，但房子必须盖在地上。土地供应不上，老百姓就买不起房。”

在具体措施上，他认为只有通过一系列改革组合拳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抑制房价的上涨。第一要废除现在的土地制度，延长所有土地的年限。他解释说，由于在意识形态上，我国的土地私有化不太可能实现，只有通过延长年限、出售年限来实现。比如说耕地、林地延长到999年，宅地延长到500年，城市商品用地、住宅用地延长到300年，工厂用地、企业用地延长到200年；第二要确认土地使用年期产权，使其可以交易、抵押、入股、出租、继承；第三形成土地自由交易市场，政府征收增值税，但交易必须符合建设规划。通过这个办法，打破土地供应寡头垄断的现状，形成土地供给竞争性的市场，形成持续竞价供地的机制。这样，农民得利，政府有收益；第四，鉴于政府现在有2万亿的财政收入来源于土地财政，废除现行制度不太容易实现，并且现在采取的二套房的信贷控制限制的是穷人，限制不了富人，限制不了房屋的需求，周天勇认为，唯有开征房产税，才能扭转当前“劫贫济富”式的征地和出让金房地产财政土地体制。
他估算，我国现在大概有200亿平米的房产，其中120亿平米的住宅，以现在均价5500元每平米、1%的税率就是6000—7000亿元，80亿平米的写字楼、工厂等等征收2%的税率就是8000亿元，两者加起来大约14000亿元左右，再加上增值税、交易税，差不多是2万亿元。
周天勇表示，这个方案实施的阻碍主要是现在有房的人愿不愿意交税。为此，他建议，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可以针对不同的阶层采取不同的补偿措施，比如对退休人员、下岗人员、低收入家庭等要采取减免措施，对工薪阶层采取增加工资的办法，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开征阶梯税价的办法，通过把房屋分成50平米、50—100平米、100—200平米等几个区间来开征。

“总之，抑制房价上涨，就要突破现行制度，关键还在于能不能突破这些障碍。”周天勇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