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遗产联系十分紧密。文化遗产才是创意产业、创意经济发展的根本。

　　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复兴，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习近平总书记提了两个“最”——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最重要的文化软实力。我们遇到了一个良好的机遇、良好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面临全球发展中一个世人都关注的问题——除了以前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之外，又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中国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把它当成一个广泛的政府行为去努力完成的，应该说中国是第一个。当然，欧洲原来的传承就堪称典范，现在也没有更大动作要把它发展到什么程度，而中国非遗保护成为一种新思维和新理念。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个特别深入的反思过程，这个反思过程包括对城市的一些传统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新认识、重新评价。近代以来，我国经历了不止一次反对传统文化、学习西方的运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必要的，当时我们在传统文化中没有找到更多更新的革命或变革的动力。而现在，我们的思维发生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飞跃。它的意义就是：当我们经过了这个阶段之后重新关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时，我们发现，传统文化能为当代提供一大批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中国方案是如何来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难题的，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未来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比方说“天人合一”，除了一部分原有天赋皇权等政治性的意义之外，还有一部分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可以引导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与自然为友，敬畏自然，亲近自然，视自然为亲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天人合一”变成了一种生态平衡的理论。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国家标识，都代表了一个城市长久存在的历史依据，即使要做品牌也只能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展示自己。在巴黎、伦敦、佛罗伦萨等历史悠久的古城，无不如此。它证明了一个城市久远的历史，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集体记忆留存下来了。

　　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我们曾经犯过严重的错误，采取了大拆大建的方式发展城市。我们曾固守一种理念：新的就一定是好的、旧的必欲去之而后快。这种两极对立的思维，在今天我们越来越看清楚了它的弊端。因此，它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都希望把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来。我们会看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生产性的方式和今天的产业相结合。过去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今天很难完全恢复那样一种状况。那么它就分了两部分：一部分变成了博物馆艺术，作为记忆保存下来；另一部分通过现代改造，与现代的产业形态结合起来继续应用，有些正在通过另一种方式发扬光大。比如昆曲和京剧通过新的包括声光电等各种各样的方式的创新，通过京剧进学校的培育，继续作为一种国粹发展下去。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创意得到了改造与提升。

　　另外，在整体的文化需求中，更多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的需求也产生了新的创造：手机上大量的社交、购物、支付、金融和众筹等，都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这些发展是创意经济的组成部分，能够更多地和传统结合起来。以故宫为例，过去的保护观念是将里面的藏品珍藏好，甚至不希望别人观赏，而现在，它创造了成千上万的衍生品，并创造了每年10亿以上的经济价值。一方面弘扬和展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教育和培育了现代人的兴趣爱好，并通过这种取向与选择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获得更大发展。

　　第二个否定之否定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产业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前很多人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不重要，那时所呈现的也就是唱歌、跳舞、出版等基础形态的产业，而现在我们看到了与互联网相关的高级形态，其行业内的某些企业市值甚至超过了传统的金融企业和工业企业。

　　从中可以看出，文化创意产业自身已经发生了调整，网络无限大的承载力和满足无限需求的可能性，使得与互联网相关的产业形态成了主导产业甚至支柱产业。以电影产业为例，去年院线放映了300多部电影，而网络上放映了1900多部。院线收入票房不到500亿，网络上前10%的电影票房就达到200多亿。

　　总体上看，我们实现了两个否定之否定，这也是我们对一百年多年来变化的反思和反应。

　　国外和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中国和西方又有所不同。以建筑为例，欧美国家对历史建筑保护非常严格，效果也非常好，有的整条街都能保存下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西方建筑史主要是由石头书写的，中国建筑史主要是由木头书写的，相对来说，西方的建筑更加长久；另一个原因是西方制定了严格的保护政策，其高度私有化的性质也使得保护更加得力。历史上，中国对于传统文化有过切肤之痛，甚至对其深恶痛绝，但一味除旧布新也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经过现代转换必将展现其生机勃勃、化古开新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