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农民的孩子，这辈子一直和农民打交道。30多年来，他建立的作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新途径，累计推广运用3亿多亩。已过花甲之年的他，说得最多的是“要将论文写在大地上”。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朱有勇。

　　“科技扶贫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竹塘乡云山村蒿枝坝小组刘扎丕家，过去破旧的草房已经被崭新的拉祜族特色民宅取代，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小菜园里玉米、西红柿长势喜人，宁静的小院里还停着一辆卡车和农用三轮车。刘扎丕说，这一切改变都是在朱有勇院士团队来了之后。

　　2015年，中国工程院开始定点结对帮扶澜沧县，朱有勇院士带着云南农业大学调研组多次深入澜沧县各村寨进行调研。经过对当地气候、土壤、降雨等自然条件进行科学分析，确定种植冬季马铃薯、冬早蔬菜以及林下三七等中药材。

　　制定种植技术标准、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园、结对帮扶……朱有勇院士带着团队就在澜沧的村寨里忙活开了。按照规划，中国工程院将帮扶183户农户，为每户提供2头仔猪和10只鸡苗。同时，种植100亩冬季马铃薯、15亩冬季鲜食葡萄、2亩林下三七。此外，还将培训农户1000多人次，培养百余名致富带头人。

　　“澜沧县自然条件很好，这里的农民兄弟主要是思想、思路上存在不足，他们不该受穷。”朱有勇说，只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他有信心帮助这些农民脱贫致富，“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

　　“朱院士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们种植，产量和品质都比以前好很多。”刘扎丕告诉记者，今年村里的冬季马铃薯获得高产，以前鸡蛋大小的马铃薯现在最大能达到两公斤一个，大家都感觉很神奇。

　　正在地里干活的村民李小换说，自己家以前一年下来七凑八凑也就挣个一万多块，现在收取土地租金、在基地打工，收入一下子提高到了五六万，还学到了有用的技术。

　　“搞农业的就应该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澜沧县只是朱有勇的一个“新基地”。作为云南本土培养的第一位院士，朱有勇从1982年毕业于云南农业大学后留校工作至今，一直从事作物多样性控制病害的研究工作。30余年来，他的研究成果已经累计推广运用三亿多亩。

　　单一品种大面积种植容易造成病害流行是植物病理学领域的难题。从上世纪80年代在云南山区观察到水稻品种多样性能有效控制稻瘟病后，朱有勇就一头扎进了这个有趣的领域。他谦虚地说，自己干了一辈子研究，就是为了回答三个问题：作物多样性是否能控制病害？控制病害的机理是什么？能否推广应用？

　　经过多年的研究，朱有勇和他的团队逐渐掌握了作物多样性是如何控制病害的，其中包括遗传多样性、协同作用、病害防火带、稀释作用等多种机理。为了能把这些复杂的机理简单化，让老百姓易懂，他们把作物多样性抗病害的机理，编成了十二字简单的顺口溜：天拉长、地拉宽、站好队、换好位。

　　朱有勇形象地将作物之间的品种搭配比喻成男女搞对象：“只有找到好的对象，家庭才能和睦兴盛；如果找到的是不搭配的，三天两头吵架，没几天就离婚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将品种多样性拓展到玉米、马铃薯、小麦、蚕豆等，到2000年8月标志性研究结果在《Nature》上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再到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无论是在云南求学还是在澳大利亚深造，朱有勇的研究从未离开过土地。他对记者说：“我们搞农业的，就应该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就得在田间地头干活，和农民、土地打交道。”

　　“实验室和田间地头才能让我兴奋”

　　常年与农民、土地打交道，62岁的朱有勇十分精神，不像60多岁的人，他笑称自己总在田间地头，练出来了。这位农民的孩子说，从农村出来“本想混碗饭吃”，没想到能做到教授、院士。

　　2011年，在云南省教育厅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刚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朱有勇公开提出，希望继续专心搞科研，不再担任云南农业大学校长，两年后他终于如愿。朱有勇说：“行政管理很重要，但个人有个人的爱好，我就喜欢技术性的活儿，到实验室和田间地头才能让我兴奋。”

　　云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党委书记何霞红教授1998年考上朱有勇的研究生。在她记忆中，朱有勇几乎从未休过假，有时春节还会赶赴田间地头。30多年来，田间地头和实验室几乎占据了朱有勇的时间和精力，从昆明寻甸到红河元阳再到普洱澜沧……“看到满山遍野的田地里都是自己的研究成果，才真的开心，像过年一样。”朱有勇说。

　　刘扎丕说，以前总觉得知识分子是蹲在办公室高高在上的，接触朱有勇院士及其团队后才发现他们居然这么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朱院士以他的实干精神，让我们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朱有勇说，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应该也不能有架子，农民兄弟很朴实，你把他们装在心里，对他好，他就对你好，一起喝酒都是很快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