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活更美好 ——我们被城市化了

文/田红星　 摄影/郑启东

论坛嘉宾：
刘仪舜 中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翟宝辉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城乡规划处处长、博士、教授
周毕文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工商管理系副主任、教授、博士
陈云峰 明天投资公司常务副总裁
黄玺庆 北京万年基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凤君 际高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际高空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班广生 北京金易格幕墙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罗 园 北京欣原业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论坛主持：
蔡义鸿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秘书长、《城市化》执行主编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也日益加快，但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急剧增加，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大，因此，怎样促进城市持续和谐发展、让生活更美好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一大话题。
　 7月5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提供技术指导、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办、北京欣原业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承办的“让生活更美好——我们被城市化了”论坛在北京诚品建筑召开，与会嘉宾就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热点话题展开了深入热烈的研讨。

城市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刘仪舜: “二元体制”改革是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
　 由于中国有8亿农民，将来中国城市的人口要从13亿增加到15亿，只有80%的农民转变身份和地位成为中国最大的“待富群体”，中国的发展才能加快。所以城市化问题，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到日程上来。
　 二十世纪世界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加快，1950年全世界城市化率是29.2%，到1980年是39.6%，到2000年超过了46%。北京、上海、杭州中心城区人口现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郊区的人口大幅度增长，已出现了郊区化阶段。那么城市化中的“二元体制”改革就被提到议事日程，它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协调社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让广大农民共享发展与改革成果的重大举措，中央的决定具有历史深远意义。

翟宝辉: 城市化有三种途径
　 我们大部分人上追三代就是农民，但我不用追三代。我是生在农民家庭，干农活一直到初中，初中必须上县城，我才离开这个家，大学分配才来到北京这个大城市,所以我是最直接被城市化的。在城市化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主动城市化，包括读书、参军、打工等，例如我的“城市化”途径跟很多人一样，属于读书型，就是我要发奋读书，我要出去，要去城市，要离开农村，就是在这一动力拉动下出来的；另一方面是被动城市化，我来到北京，被北京所有的城市化因素所包围，我被迫接受了很多东西，养成了一个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我在农村的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到农村的水很漂亮，山很美，空气很新鲜。但当进到城市，发现高楼林立、灯光辉煌，确实繁华，但是闹、吵、压抑、压力大，在这种情况下，又想回归自然，要考虑健康，要精神愉悦，所以我又向往那个曾经逃出的地方。
　 人口城市化有三种途径：一种就是通过考学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当兵出来的;另外一种就是农民工了。农民工进来以后，奉献了力量，享受了并非认可的城市生活方式。有点能量的还可能将孩子、亲戚都带到城市来，甚至转换身份;但总体上看，户籍问题没解决，社保问题没解决，医疗问题没解决，宅基地问题就更没有解决了，买房、入学等等还有很多限制。

蔡义鸿：农村“空心化”值得思考
　 读书、当兵、打工，在这三种模式中，打工的人应该更多些，因为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每年有成千上万。我是通过当兵被城市化的，其经历跟大家有些相似。现在值得大家关注的现象是农村“空心化”，有人戏言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有“389961”部队驻扎在广大农村，“38”就是妇女、“99”就是老年人、“61”就是儿童。可见，我国的农村面临着青壮年外出打工所造成的有田无人耕的问题，这一现象值得思考。

周毕文：城市化要控制规模
　 我爷爷是农民，父亲是农民大学生，然后变成了城市人。我是从小长在农村，长到十岁，所以对农村有感情，然后再读书，都是在北京。我看到了北京城以二环为基础的城市发展，我住在航天桥，当时周围就是农田，然后看到现在都往五环方向发展。也看到了江苏农村一些地地道道的江南水乡在被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锐减、鱼米之乡被污染等等，于是就开始反思，提出了城市的发展要有一个合理的规模，不能无限制扩大。比如北京就不能无限制发展下去。我站在航天桥住的高楼上，原来往西看是绿色，现在往西看是水泥的丛林，当然远处还有一点山能看见；而且是在天气不被严重污染的情况下才能看到。所以我们觉得城市要有一个合理的规模控制。

陈云峰：城市化的精彩与疲惫
　 我上小学是在村上，上初中是在乡里，上高中是在县城，上大学就去了天津市。最高兴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学校说得带户口，把那页纸撕下来交到学校，就变成城市人了，所以这种被城市化感触非常深。进了城市，感觉特别好，我就特别满足自己现在住的房子，不漏风雨，蚊子、苍蝇也没有，天热的话，还可以开空调。特别是我老家的人能够到这儿，一看那真是太好了，而且是在北京。所以城市给每个人带来的感触非常深，确实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生活确实更美好。

我们这代人进城分了几方面：一个是进了县城，一个是进了地区城市，比如廊坊，还有进了省会城市，再有就是到了北京、上海、深圳这种特大型城市。但是进城的感觉非常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这种分配房和商品房交界的时候，熬了半天也没熬上，因为国营企业也不行，然后就要买房。当时我记得在天津，1300元/平米，但是工资才260元，在1991年左右是根本买不起的。所以我也特别理解进入城市、没有房子这种人的痛苦。

黄玺庆：城市化越来越功利化
　 在城市化过程中，我切身体会是得到了繁荣，得到了方便和舒适的生活，同时也感觉丢失了许多东西，例如曾经的安宁、曾经田园牧歌似的生活没有了、曾经的蓝天没有了；现在出门，空气也很污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感情，也没有像过去那么亲切了；发短信方便了，人和人也不愿意多见面了；高楼大厦林立了，好象自己的生活空间也被分割了。所以城市化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很多不方便和不舒适。
　 城市化让人感到，在原有城市化过程中，如果忽略了价值观的建设，如果忽略了精神家园的建设，实际上这样的城市化是一个太物质的城市化。一言以蔽之，城市化最深刻的感觉，就是人在拼命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在这个过程中，却没有把精神的家园。价值观统一建设起来，要想办法减弱这些功利化，这样我们生活会更和谐。

罗园：城市化有一点快餐感觉
　 我老家是哈尔滨的，小时候特别喜欢家乡。哈尔滨因为跟俄罗斯比较近，实际上保留了许多俄罗斯的建筑，到哈尔滨就能感到异域小城的风采。我小的时候，哈尔滨道里道外看到的更多是旧的层高都在四米，而且很欧化的建筑，遗留了很多俄国人修建的大教堂。可是现在的中央大街，新铺的路不一定好，因为很快就破损了；而原来没有维修过的路段，是很原始的石块，扎了很深的地基，经过很多年打磨以后，那种怀旧的文化感觉是很深的。现在哈尔滨没有那个感觉了，我觉得现在的建筑，它在城市规划里面保留了很多复古风格，就是有点俄国的那种文化因素，但建筑盖出来却是有点不伦不类，再加上新建筑，时尚不是坏事，但是缺少了很多文化积淀，包括北京，大家来了以后，很大的感受就是生活不便利，拥挤、快节奏，都有一点快餐的感觉了。

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该做什么？

黄玺庆：要实现“四个纬度”和谐
　 作为开发商，目前我们正在实践做城市化的事，比如我们在研究、开发“生态城”，以及我们在做的区域发展，包括研究城市化。我们该怎样推动城市化？其实作为一个开发商来讲，有时是很无能为力的，我觉得决定城市化的发展，绝对是我们的政府，开发商只能通过在实践中发出比较微弱的声音呼唤政府。但是在工作中我们也体会到，中国的社会要科学发展，国家要科学发展，就必须城市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健康发展。
　 那么城市怎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我们常说的有“四个纬度”问题，经济、社会、环境、资源，但是城市化恰恰忽略了经济、社会、环境，忽略了对资源有序开发、可持续利用。所以我们通过开发的实践，尽可能把这“四个纬度”在这区域做到和谐，但是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政府的规划能够去起到牵头作用，离开了政府规划，实际上寸步难行。

陈云峰：房地产深层次的问题是土地
　 我谈谈作为一名中国公民的感觉——就是现在的房子很贵，大家可能都认为是开发商空抬利润，争取暴利。但是反思起来，我觉得咱们的土地制度有问题。为什么？我来到城市后，比如这个城市的土地，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律是有我一份，但是我在买房子的时候，我很大的一部分支出是在买这块地，但是这地可能是我的，而我买这块地却要出很多的钱。所以大家为了辅助贷款，应该出台辅助更好的政策，就是降低每个人在土地支付的政策。

如果咱们分七十年去付土地出让金，就会少了一代人为了土地流血流汗。我觉得政府要重视这个问题，房地产现在的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土地的体制。还有就是中国只有大企业才获得支持，现在整个社会都是同情强者，不去辅助弱者。比如中小企业的问题，特别是小企业，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失业率每年都在提高。中国的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再加上这种小企业根本得不到支持。比如国美这种大企业，银行是排着队资助它资金，但是绝对不会辅助小企业。这是社会的一种不正当风气，也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

班广生：城市化不是城市化住宅
　 城市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高楼大厦的城市化建筑，新农村建设不能理解为新农村建筑。现在提倡节能、绿色、生态，可有的楼到今天竣工的时候，第二天就成为改造对象，节能指标提速快，周期短，水平低。
　 生态、绿色、健康、节能、可持续发展，这几个概念的关系应该有一个标准体系来支持，不是一个宣传口号就行了。做这个标准体系的时候肯定要有产业政策来支持做直接导向，但现在有的很模糊，做的时候就不这么回事。我希望城市化，不要理解为城市化住宅，这里面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政策性东西，还是要强调科学发展观。

翟宝辉：政策执行需要多链条运转
　 房地产政策涉及广泛，因为房地产这个产品是一个太特殊的产品，它凝聚了人们一辈子的努力和财富积累以及对整个生活的规划。建设部作为主管部门可以出一个文，但后面需要很多的配套政策，比如金融政策、财税政策、土地政策、社保政策、价格政策等等，哪一个政策不跟上，这个链条都无法运转。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出台一个措施，大家觉得很好，但就是看不见效果了。

陈凤君：城市周边的配套还要完善
　 上世纪七十年代首都是700万人口，现在大概是1800万人口，外来的人口就接近700万。一个城市的载体是有限度的，这么多外来人口进城，造成城市很多问题。比如基础设施配套问题，住在城市中心部位，城市化基础配套大家感受不到。因为我们是采用地源热泵，蓄能技术，做为空调新能源的公司，经常在城市周边转，就发现周边的城市配套差得太多。简单的一个水的问题、电的问题，或者再高一点要求的关于居住舒适，健康问题，空调制冷制热问题，都很难得到解决；还有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交通，就业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如何解决“城乡二元结构”？

翟宝辉：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市化终极目标
　 如果不是鼓励大家去创业，不是吸收农民工或者为大学生提供就业机会，那么实际上就是没有起到推进城镇化、实现现代化的作用。“十七大”报告提到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们的超级目标，这个超级目标要实现，才是实现城镇化的终极目标。城市化不是高楼林立，不是混凝土森林，它是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在全国范围的均等化，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能享受到方便优质的服务。所以城市化最终不管达到80%还是90%，其最后体现的是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遍布每个角落，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决定在哪个地方买房或租房，还要比学校的优劣等等。

周毕文：给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
　 关于农民工进城的问题，实际上在城市化过程中，就是人们就业方式的一种转型。原来以土地为生，变成现在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最终以服务员为生的一个主流。有人做过一项统计，现在只需要10%的人口去做物资生产产品劳动的时候，就可以满足100%人口需求，因为90%的人在物资产品劳动的时候，怎么样去进行分配，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有90%的人无业可做。所以这块所有的事情，要围绕给农民工创造一个就业的技能，给他一个就业的机会，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形成一个好的技能，自己有一个创业的机会。

黄玺庆：通过项目解决农民就业问题
　 结合我们的工作，在开发过程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解决一个区域的产业问题，就是怎么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我们在项目当中就是这样，考虑到怎样让农民就业，给农民还建了10%的商业面积，它的收入用来支付农民失地以后的各种保障；同时我们给他们创造一些就业机会，比如搞农家乐、休闲娱乐度假中心等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我们在其它领域，想引进循环经济等方式，解决农民的技能、文化知识层面相匹配的就业问题。

蔡义鸿：土地改革推动城市化和谐发展
　 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第四次土地革命”。我觉得土地制度改革将是推动城市化向和谐、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其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解决一方面让农民的宅基地流转，另一方面让城里人有所谓自己的宅基地的土地量，哪怕0.5平米也行。让专家学者在这方面应进行探讨和突破。

刘仪舜：加速城镇化要关心“四个问题”
　 第一就是城镇化试点的综合发展规划及实施方案，不单单是住宅，还包括商业、产业化以及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自来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医院、学校等；第二就是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农产品为经营对象的企业发展规划;第三就是当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规定及采取转包、租赁、入股的办法、宅基地的置换、抵押贷款若干规定;第四就是城乡一体化最低生活保障体制的建立，包括就业、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保障体制;第五就是财税的优惠政策，银行放贷对农村城镇化的措施，还有保险业等。
　 总之，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将使中国农民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待富”群体，从而带来内需的大突破，由此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将无法估量，中国经济增长逐步将以投资带动为主转向以扩大内需为主，全世界最大的待开发市场在农村，八亿农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将走上富裕之路，中国必将发展成世界头等强国。

现场互动

在中国城市化的浪潮中，我们既享受到了丰硕的成果，也面临许多困惑，那么，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该怎样完善其功能的均衡性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不同企业该怎样整合资源为城市服务？专家与企业家的一番互动精彩纷呈，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将为大家搭建一个合作多赢、共同发展的平台。

翟宝辉 我觉得我国的建筑基本上就是十年大计。现在九十年代的建筑已经开拆了，八十年代的建筑基本拆完了，七十年代建筑没有了，五六十年代建筑还有点作为文化留存的形式，是苏联建筑形式在中国的体现。保存五六十年代的建筑我已经呼吁多年，我甚至呼吁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建筑每个城市要有节点性的留存，让人们看到我国建筑史的实物陈列。比如外国人来到我国以后，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建筑是这么发展的，可以让他看各个年代的建筑，包括一些失败的建筑，把它留下来提供一种启示和教育。
　 提到文明，最精彩的是“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在城市的竞争中文化和生态已经成为核心竞争力了，因为城市化过程是一个综合发展过程。现在大城市处在一个特定阶段，就是城里的人希望到乡下去，这是发展的必然。人生的起始阶段是为了追求财富，而财富在交易成本最低的地方，特别是大城市用规模经济效益取得最容易，这里的钱是最好挣的。但是，当你在人生的平衡里注意到健康比财富更重要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小镇才是理想的住处，它不仅仅是空气新鲜，也把地域文化放了进去。休闲实际上是想寻求一个和自己平时工作、生活环境不同的地方去享受。

　 罗园 我同意翟处长说的，我觉得城市化更多的应该是在完善功能的均衡性和调整产业结构方面下功夫。前几年，我参加奥运村的一个土地规划，很多专家强调国家六部委应该搬出北京城，这样带来的好处除了减轻北京的交通压力，还可保留更多文物、建筑，吸引更多的旅游资源，并可促进北京郊区城镇的发展；然而，如今的北京已经拆得面目全非，很多新城的建设，在规划时很少考虑到了文化。
　 现在很多二三线城市在开发新区的时候，政府引导，追究功绩，规划了大量城市综合体，或写字楼酒店，开发商开发完以后，又卖不出去，这里面存在很多不合理现象，导致了市政功能的不均衡、不完善等问题。

翟宝辉 讲到功能，比如说一个地面，它的主要功能是便于人们通行，但是现在还有一种潜在的功能没有被发现，比如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铺装代表的文化功能，另外还有一个功能需要特别强调，就是设施安全功能。就像昨天晚上这场暴雨，如果白天下，我保证会堵车。为什么？因为只强调道路的通行功能，而没有注意它应付危机的功能。另外，现在北京市五环以内77.7%是硬化地面，暴雨下来无法渗入地下，就只有进排水管网了，这就是为什么地下水位连续下降，地下漏斗年年长大，而一场暴雨造成京城大涝。

班广生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星期三下午政治学习，星期六下午打扫卫生，其工作就把所有的草连根拔掉，拔得干干净净；而现在北京的水渠改造也有这样的现象，当时改造水渠的时候，用的是汉白玉栏板，水渠是改得干干净净，一点草不长，可水渠就变成了一个大澡堂。

刘仪舜 我们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要将企业发展、资金投入、技术配套、国家政策、施工建设与营销推广这整个产业链条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很好的工作模式，我们可以先从试点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