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年代，身份社会一统天下，大院子弟和农二代，其位置被死死地钉在了父辈的身份坐标里。彼时的阶层，可谓铁板一块，坚如磐石，但没有人说阶层固化。因为阶层固化的概念和流动性相伴生，流动的可能性都没有，自然无所谓固化，所有的社会位置都是编排好的。 

    所以，人们所抱怨的阶层固化，准确来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阶层经历了重新洗牌的活跃流动期，如今又趋向于封闭的现象。其积极的一面是：大起大落、不断催生暴发户的时代过去了，市场经济趋于稳定；但消极的一面是：它是改革的产物，而制度的残骸作为日积月累的历史遗留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清理。改革红利的共享中，下层群体往往成为局外人。 

最典型的是户口问题。在一线城市，本地户籍就是无形资产，它的稀缺度决定了这种资产对于外来者的获取难度。户籍之上，捆绑着教育、社保机制等，这使得它在阶层划分上的权重增加了不少。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本质目的是把这种非市场的力量降到最低。对权力的监督，也是遵循的同样的逻辑，以防它沦为“官二代”的起跑护航工具。

以市场为标准进行区分，是为了防止在反对阶层固化时的越界。毕竟，绝对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存在，父辈们希望能决定子女的下限，或者为后者的晋升兜底，否则，绝大多数中国家长的奋斗都将失去意义。关键在于，在人脉、资源、眼界等上，普通家庭的二代有没有可能追赶，或者说追赶的代价有多大？

如果不是“10岁当公安”那种扭曲的外力，在纯市场的范畴里，阶层与阶层的差距未必有那么可怕，它首先是个资本原始积累的问题。但如前所述，问题恰恰在于，市场之外的那套财富分配机制力量过于强大，导致在资产配置上，穷人和富人之间形成了手段上的天壤之别。底层群体除了把子女送进毛坦厂中学寒窗苦读，基本别无出路。

房价很能说明问题。像我这种农二代，虽然在一线城市找到了体面的工作，但购房置业还是要两代人的积蓄。在一轮轮的涨价潮里，资本收割财富，如探囊取物般。即便普通家庭，投资一套房产，资产增值的速度也足够惊人。不断增值的房产造就了一批批千万富豪，这是种以常规的工资收入无法算计和追赶的资产配置模式。于是，伴随着资本的高速流动，买不买得起房甚至有没有及时买房形成了阶层的分野。在资产总量的占有上，阶层被重新定义。

房地产泡沫，强大的造梦、造富能力，让阶层的逾越变得容易，变得简单粗暴了很多。但是，底层无法享受这种红利，而且其本身是市场扭曲的产物。这种资产配置方式让阶层变得脆断。所以，哪怕登上了高速行驶的房价列车，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中，依然会压力重重，焦虑不安。

以市场经济发展趋势而言，社会流动性未必是今不如昔，也没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回到不那么固化的昨天。阶层固化的焦虑，更多是建立在不安全感上——底层缺乏保障生存的足够有力的兜底机制，中产抗风险能力不强，富人为时世多变而忧心忡忡。

在某种程度上，比看不到希望更可怕的是梦想成真以后旋即破灭。正因如此，中产阶层才被视作社会的稳定器，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抵御阶层的掉落。但很显然，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没有达到这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