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以来，中国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引来各种观点的大碰撞。有人继续看好，认为应赶快出手，也有人表示谨慎，担心牛市或将是个“陷阱”。到底该怎样看待三四线城市房价的上扬呢？

    2016年初，受全球股市波动的影响，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市场，以消除风险和收益的不确定性。由于中国住宅的年销售额度比美加英法澳的总和都多，因此“有眼光的”国际资本自然不会放过。在综合因素作用下，我国房价自去年第三季度以后快速上涨。

    不过，翻了一下我国城市线别的划分，发现其作为房价讨论的基础实在牵强。比如，三四线城市中竟然有海口、贵阳、南昌、兰州及几个自治区的首府城市，这显然是按照城市的政治经济学级别和GDP加权划分的结果。举个例子，排在五线城市中的广安市有470万人，GDP在去年越过1000亿元人民币。我国地市一级城市在达到这个人口规模，GDP越过1000亿元后，其国民经济体系的骨骼就清晰可见，新的增长点会不断形成，出现加速发展。五线城市尚且如此，三四线城市中的佼佼者更是如此。

    2016年，以当地居民的消费能力，我国三四线城市的恩格尔系数应在25%左右。也就是说，三四线城市居民单靠自己的消费能力，就能支付不低的住房价格。这一过程在发展中经济体人均GDP越过3500美元的时候就会出现，而我国去年人均GDP约为8000美元，三四线城市超过1万美元。因此，随着住宅资产市场的洼地效应和人均收入在基层城市的提高，我国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的基础力量在于中国增长的动力机制变了。拉动经济的力量不再仅是投资和出口，而是需求和创新占主导地位。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不是我们所要的城市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又因为给城市的发展进行了诸多的政治经济学授权，将城市之间的竞争变成了政治经济学授权之间的资源拥有权利之争，忽略了城市之间的竞争还有国民经济体系意义上的产业群培育之竞争。结果是，城市在原有的业态上越摊越大，资源在原有的技术条件下越配置胃口越大。如今，新型城镇化的多年呼声和特色小镇的建设，以雄安新区的建设为标示，以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为发展的内在阶段性动力，中国城市发展的万紫千红时代露出了一道亮光。

    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发展，很可能带来大小城市间人口、城乡间人口的双向多维度流动。如果引导得好，不仅能吸引外国流动资本，而且非常可能使其成为三四线城市发展的新一轮建设资本金。大城市的人口，加上“互联网+”技术的助推，则非常可能变为三四线城市建设的优质人力资源。

    希望这一轮三四线房市热，能够规避资本飞掠的短期上扬后的负面后果，成为新一轮三四线“城市圈群”的契机，完成中国新型城镇化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