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长安讲坛总第309期于2017年3月30日于清华大学开讲，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发表了“从宏观全局看‘三农’问题”精彩演讲。

　　其表示“三农”问题在我国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建立在农业萎缩，农民破产，农村凋敝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就在城市形成大量的贫民窟的基础上，“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走了一条弯路。”

　　韩俊认为不要迷信城镇化，不是说越高越好。中国不像美国，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有村庄，有农耕文明，有文化历史，中国民族的根都在农村。如果农民工回乡创业能赚钱，家庭功能也齐全，为什么还要让他们进城？

　　对于农民工进城享受公共服务方面，韩俊认为，不能让农民工用土地换取城市公共服务的享受权。“国家你为你的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是你的责任，不能让农民工放弃他的财产权利，来交换一种公共服务的享受权。”因为土地不是一种福利，物权法讲的很清楚，虽然不是私有的权利，因为使用而获得的权利叫用益物权。

　　谈到新农村建设，他认为浙江做得最好。浙江现在已经对所有村庄的污水都处理了，浙江村庄污水处理每一户财政补八千块钱，污水改造，道路硬化、量化、绿化搞了以后，不但为农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而且刺激了带动了农村旅游业的发展。“现在浙江农村，随便找一个村一看非常有风韵，耐看。点上有风韵、耐看；线上有风景，好看；面上有风光，能看；没有脏乱差的地方，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以下为演讲实录：

　　韩俊：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长安讲坛》，今天我想还是讲“三农”问题，从宏观全局看“三农”问题。我想把“三农”问题最新的情况，特别是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最前沿的政策课题给大家做一些系统的介绍。

　　PPT我今天下午更新了一下，都是最新的数据，讲的过程中数据比较多，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用一下。

　　为什么要从宏观全局来看“三农”问题呢？因为“三农”问题在我们国家确实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重中之重，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个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的论述，有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村必须富。

　　现在我们农村的人口，过去十年每年要减少1420万人农村的常住人口，十年以前农村的常住人口是7.45亿，2015年减少到6.03亿人，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这个趋势继续下去，到2030年中国农村人口还有4.8亿左右，务农的劳动力还有1.6亿人，全世界1亿人以上的国家也就13个，到2030年中国已经是一个迈入高收入的发展阶段，到那时候农村还有将近5亿人生活在农村，还有1.6亿人还要靠农业来就业，来生活。

　　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建立在农业萎缩，农民破产，农村凋敝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城市形成大量的贫民窟的基础上，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走了一条弯路。绝不能一边是繁荣的城市，另一边是凋敝的乡村。

　　很多国家的现代化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城市越来越繁华，但是农村越来越凋敝。为什么呢？农业萎缩了，农民破产了，所以农村就凋敝了。城市化陷入了一种病态的，畸形的发展状态。

　　今天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从宏观全局看我们的“三农”问题有三个视角。

　　一．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农业转型升级。

　　二．从新型城镇化看农民工市民化。

　　三．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看脱贫攻坚和新农村建设。

　　农业转型升级，农民工的市民化，农村的脱贫空间和新农村建设，这是我们三农政策四个重大的课题。每一个题目都可以讲一个晚上，今天能够从一个总体的政策框架，主要是让大家对我们“三农”的政策，“三农”最前沿的一些问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是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深入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一段表述就是这张PPT上展示的，这里面最核心的理念是什么？就是农业农村发展要实现两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由过去过度依赖资源消耗转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

　　第二个转变是由主要满足量的需求，转向更加重视满足质的需求。

　　这就是我们现在“三农政策”最前沿的一个课题，这两个转变怎么来实现？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完整的政策框架。

　　我们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们提出一定得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要确保中国人的饭碗，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是装中国粮，这是重大的政策课题。

　　我们13.7亿人，到2030年我们人口峰值是14.5亿人左右。我们不要指望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养活我们，尤其我们基本的口粮问题，饭碗就是口粮，主要就是小麦和稻米。如果依赖进口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是非常剧烈的。

　　我们的石油可以越来越依赖进口，它是喂汽车的，没事。我们的芯片，大家知道我们的高级芯片80%以上进口，大豆进口也没有问题，因为大豆它主要不是口粮，是生产油的，它的副产品是饲料。但是口粮必须要确保绝对安全，谷物要确保安全，谷物主要是小麦、稻米和玉米。

　　我们谷物的自给率是比较高的，2016年我们的粮食总产量是超过12477万吨，我们的2016年进口的三大主粮也只有200亿斤，最近十年我们的谷物储备率都保持在98%。现在大家都说中国一年进口1亿吨的粮食，这么说也是对的，因为我们进口的粮食65%-70%是大豆，这就有个概念问题了，很多国家把大豆看作是油，在我们国家看作是粮食。我们定义改变的话，算上大豆的话，自给率已经是低于80%了。

　　现在为什么要进那么多大豆？大豆这几年进口大家觉得增长那么快，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收入水平提高了，饮食结构在改善，我们第一是缺油，二是缺蛋白饲料。大豆进口一个是满足我们对食用油的需求，不断增长的需求。另外我们畜牧业的发展也需要蛋白饲料。

　　现在中国迈向高收入发展阶段，将来食物需求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我们做过很多研究，我们前年还出版过一本书，《中国迈向高收入发展阶段食物供求的前景》。总的一个判断，就说未来20年我们的口粮消费还是下降的，但是其他的食用农产品的消费还有很大的增长的空间。

　　我们做了很多定量的分析，我们和世界银行合作开展了一项研究，我们使用了一个概念叫“中国谷物等量”，我们叫CE，意思是你消费的所有农产品都核算成谷物，你喝的牛奶，奶牛要吃饲料，要吃粮食，你吃的鸡蛋，包括你喝的啤酒，都是用粮食转化来的，我们把所有的食物用食物等量来衡量，用世界粮食组织的数据库对世界上能够搜集到数据的国家做了这么一个分析。今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们食用农产品的需求还会不断的增加。

　　我们国家人均热量消费已经不低了，但是我们人均蛋白质消费还会是一个逐步增长的一个趋势。

　　今后大体上是什么概念呢？今后中国的CE的增长主要是靠什么来推动呢？三分之一是靠人口增加来推动造成的，三分之二是因为饮食结构的变化。

　　我们现在的人口到2016年年底已经达到13.8亿，到我们的人口峰值还要增加7000万人口，我们要养活这7000多万人，食物还是要增加的。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饮食结构在改善，这样一来食物结构还会继续变化。今后我们中国的人均的热量基本上就这样了，但是蛋白质的需求还会增加，今后中国人均的CE是增长的趋势。

　　讲这么多，初步的结论是什么呢？中国的人口高峰还没有到，起码还要再增加7000万人口，中国的城镇化的高峰还没有到，中国的城镇化按照一般趋势要达到70%左右。中国居民的城乡居民饮食结构还没有定型，比如说对东亚，对韩国、日本、台湾，包括香港地区、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它的食物结构做了很多的分析，初步判断，在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前，人民的饮食结构会继续得到改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两年到贫困地区去的比较多，到农民家里，一到他家就看看这个厨房，有冰箱先拉开看看放着什么东西，大多数没有冰箱，就看厨房存着什么东西。最近去山西，第一户就去看厨房，没有什么东西，我说你能吃上肉吗？他说吃不上肉。我说豆腐能不能吃？他说豆腐还2.6块一斤，也吃不起。但是这样的人我们希望越来越少，但是一到农村地区吃豆腐就是贵了。

　　如果他们的孩子从农村来到城市，学习、打工，他的食物结构只要有工作很快就会和城里差不多。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到70%起码还有14、15年的时间，中产阶级比重越来越高。

　　所以说呢，我们讲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很清楚，中国粮食问题没有真正过关，现在不能造成一种印象，说我们讲供给侧改革就是因为粮食多了，过关了，粮食不重要了，我们不能发出这样的信号。

　　所以说，我们现在提的是一定要锁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也不是什么都要靠自己，谷物基本上是自己，口粮要绝对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我们要确保粮食安全，第一是有地，二是技术要不断进步。在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当中，如果不建立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农田保护措施，良田会大量的流失。比如说印度，你的工业和城市不能占水田，我们国家这些年大量水田都被占用了。我们有一条政策，就叫你占一亩耕地，必须补一亩耕地，这叫占补平衡。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政策落实了，占一亩补一亩，但确实是在很多地区占的都是最好的地。占水田补旱田，甚至有的地方占的多补的少。你可以发现这几年很多基本农田都到哪里去了？山坡上了，哪有那么多地方可以补地啊。很多基本农田都到了滩涂上去了，我们叫基本农田上山下滩。

　　最近这个文件已经公布了，中央农办、国土部、农业部共同起草了一个关于严格保护耕地，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一个政策性的文件。对保护文件提出更具约束力的政策。下一步修改土地管理法就是要体现更具法制的强制力。

　　我们中国的人口比美国要多10亿人，美国的耕地要比我们多6000万公顷。俄罗斯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但是俄罗斯的耕地跟我们一样。我们再看看印度，我们的人口比印度要多，多一个亿，当然印度的人口很快会超过我们，但是印度的耕地比我们还要多6亿亩，多4000万公顷。中国就这点地，我们如果不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我们的耕地，占地的冲动太强了。郊区的农田种粮食一亩地就收入几百块钱，但是这块地变成工业用地、搞房地产开发几百万、几千万都能卖出来。这个市场的力量太强了。

　　现在农业最重要的是要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

　　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的一个理念不是单纯追求量的增长，而是追求质的提高。不是过度消耗资源，而是要追求绿色可持续。你比方说，我们的农业上增产主要靠大量消耗水资源，整个华北地区是大的漏斗，我们增量就是耗水，过去搞大水漫灌，一亩地种麦子需要300方水，搞了节水灌溉以后大约可以降到100方以内，整个河北少浇一次水一亩地就可以省50方水。现在国家一年拿出60、70亿在整个河北大约40、50个县搞地下水超载的综合治理。

　　最重要的一种模式是什么呢？过去一年种两季，现在都只种一季了。过去是搞大水漫灌，现在就得搞节水灌溉了。节水灌溉以后一亩地可以省200方水。下一步还可以探讨水还可以交易，把节省出来的水到水泉市场交易，可以变成钱。这个问题是可以研究的。

　　再比如说，我们过去为了增加粮食产量，我们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我们化肥的使用量比国际平均水平要高多了，现在我们提出来要逐步实现化肥和农药的零增长。如果追求产量的话大量使，如果不追求产量追求质量的话，就得在这方面忍受产量的过度。

　　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是我们农业现在最重要的课题，不这样的话我们很多农产品的需求就飘洋过海了。2016年我们食品进口额554.8亿美元，全世界只要有农业的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国家，都把中国看成大市场，现在有上百个国家还提出往我们国家出口农产品的诉求。中国大豆的需求的增长确实为巴西、阿根廷、美国的农民创造了一个发展的机会。美国农民生产的大豆25%卖到中国来了，美国农民生产的棉花25%-30%卖到中国来了。

　　比如说我们的乳制品，中国现在乳制品的自给率现在大概是80%不到，我们的大豆、糖、乳制品大量的进口，小到葡萄、鲜樱桃，你到超市一看这个水果国外的越来越多。澳大利亚一个脐橙在中国卖30块钱一斤，我们中国生产的也就卖四五块钱一斤。我们的农产品过去买的话是一篮子一篮子的买，是在田头卖，在马路卖，到发达国家一看它的农产品都是梳妆打扮的卖。

　　所以说我们农业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政策课题，就是要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因为中国现在到了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过渡，老百姓对农业的需求已经不是吃饱了，而是要吃得更好，吃得更有营养，吃得更加放心。

　　要坚持完善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政策

　　农业供给侧改革核心是改革，改革我们最近三十年，是突破性的进展。最重要的是我们农产品的价格的改革，国家统购包销这种体制的改革有突破性的进展。从2014年开始我们就对棉花和大豆进行了改革，这个改革的思路是我们在新疆和东北四省国家价格没有任何干预，完全放开，但是有一个目标价格，我对市场价格进行检测，市场价格和目标价格之间的差额我补给你。

　　我们的棉花2014年一吨大约补农民6300多块钱，这是价格差额。大豆定的目标价格是一斤2.4块，市场价格1.8块，这0.6块就要补给农民。这个改革现在也在转型，为什么呢？这个改革很容易被人理解成黄箱的补贴，因为我们加入WTO有承诺的，黄箱补贴不能超过产值的8.5%，超过的就要爆箱了。我们现在这个棉花从今年开始就调过来了，已经不是黄箱补贴了。

　　再比如说，从2016年我们在东北地区对玉米的这种政府的定价，我们叫临时收储政策实行了彻底的改革。从2007年开始，东北地区玉米出现一定程度的卖难，国家实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当时政府定一个价格，2008年是0.75元，到了2014年提高到1.12元。这边全球石油价格也在暴涨，现在农业也是一个能源的消耗大户，我们现在种一亩玉米，小麦，最多用两个工人，现在农业跟过去不一样了，不是说农民要面朝黄土背朝天，你到农村一看耕种全部是机械，打药到处是无人机在喷药，我刚从河北回来，一个乡有两三个公司，看到河北邢台有清华的同学在那个公司里，用无人机来完成打药的任务。

　　现在因为成本越来越高，尤其能源的成本，粮价不断调高，我们玉米的临储价格到了2014年调高到了1.12元。但是国际上后来价格下来了，国际上海运价格在下降，加上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包括国际上大面积的丰收，国际上的玉米价格在一路下调。2008年-2014年，我们的玉米价格提高了49.3%，国际上玉米价格下调了39.5%。这就来了，国内外的玉米价格出现倒挂了。一斤玉米最高的时候国外的玉米运到中国来，交了税比我们还便宜0.51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6年12月。

　　国内玉米价格越来越调高，农民一看玉米调到1.12了，东北一年就种一季，种大豆已经远远不如种玉米划算，就种玉米，这样一来东北地区的玉米的种植面积2008年爆发式的增长。从2008年的1.6亿亩增加到2015年的2.3亿亩，八年增加7000多万，大豆的面积从8000多万亩滑到了4700多万亩。

　　这样一来会出现什么问题？

　　国内的玉米越来越多，大豆减产。这个玉米都被谁收走了？东北四省区80%以上都被政府收来了，收来以后玉米最多放三年，得卖，不能亏损，我们前几年不能低于2400一吨，国外进口到中国的玉米一吨1600，企业很明显，我就不用你的玉米了。美国的玉米便宜，但是它进不来，我们玉米的配额是732万吨，配额以内关税3%，配额以外关税65%，就玉米征了65%的关税以后就比国内贵了，企业各个也都是经济人，企业一看东北的玉米不是这么贵嘛，不用，美国的玉米便宜也用不成，我就用高粱、大麦、玉米酒糟来替代。企业一研究高粱、大麦、玉米酒糟来做饲料不比玉米差。我们的酒精行业一看，你玉米不是贵吗？过去用玉米来做究竟，现在用木薯来做酒精。这样一来，我们的粮食大量的放在库里，没有人要，同时国外的玉米替代品急剧增加，2014年、2015年、2016年进口了1亿吨以上玉米替代品，2000多亿斤。我们的国有粮食企业的库存暴涨，跟玉米替代品的进口大量增加有直接关系。

　　2013年-2016年，每年进口的玉米和替代品等于挤掉了国内569亿斤的玉米市场。现在我们说玉米到2015年感觉到已经无法承受了，2015年我们就把临储玉米由1.12元调到1元，农民收入增长肯定是受影响的，到了2016年我们就放开。

　　怎么放呢？没有任何干预，价格完全由市场来形成，但是农民的利益我们还得保护，每斤玉米我们补农民两毛钱，这个补贴不跟当年播种面积挂钩，也不跟当年的产量挂钩，算是一斤补两毛，它不是一个黄箱的补贴，就是跟2014年玉米的种植面积来挂钩，不是跟当年的播种面积挂钩。东北四省区补了农民390个亿，价格完全放开，现在东北玉米一斤大概是6.5毛-7毛左右，加上两毛的补贴，对大多数农民是赚钱的，但是租地的大户很多感觉到经营的困难。但市场也会做调整，这些大户觉得亏了就会找出租土地的农民，他说现在粮价降下来了，你必须把租金给我降下来，你不降下来我就不租了，说东北地区的租金一亩地大概下调了150块钱。

　　案例讲这么多是想说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比市场的力量还要大。如果我们制定政策我觉得我可以代替市场，那一定我们要交很高的学费。

　　棉花、玉米改革以后出现的变化是什么呢？价格中国有市场来形成，中国与国际的市场实现了接轨。现在中国农业已经深入融入国际市场，即使有配额管理，有办法用替代品绕过，现在国内外棉花价格已经基本上接轨。二是玉米的价格到现在二月底、三月初比国外便宜，这样一来很多关系就基本理顺了。

　　现在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玉米替代品开始减少了，我们的东北地区所有加工企业开足马力在生产，前几年因为玉米价格太贵，很多企业无法开工，产业链被激活了，农民的利益也得到了基本的保障。

　　我们搞市场经济一定要有一个理念，不能保证每个经营的企业都赚钱，也不能给农民承诺保每一个种地的农民每年一定要赚钱，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敢做这样的承诺。我们前几年农民养猪，辛辛苦苦养一年一头还赔200块钱，从事三农政策制定的一看心疼，现在农民养一头猪能赚700、800块钱，你也不能去干预它。

　　我们任何一个理论，如果把价格调控看作是一个目标的话，往往政策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大家看一看我们调控房价，北京这个房价一万的时候，房子涨到一万七八大家说太贵了不能买，等到到了两万多、三万多，大家说泡沫要破了，现在开始说学区房超过十五万就不能上了。

　　你怎么去调控价格？我们对玉米棉花的调控也不是直接去调控价格，我们是改机制。前几年去美国，美国每个农民养猪平均要亏三个美金，一听说中国农民养头猪要赚100美金得羡慕死。这个好景长不了，农民也知道，市场的力量会自动调节，我们也不能指望价格就是一条直线，完全由政府来控制一条曲线，这也不可能。

　　现在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很重要的步伐，我们接下来还有两场硬仗要打，小麦和稻谷价格政策怎么来定？因为是口粮。

　　小麦现在压力不是太大，我们小麦产需平衡略有余，库存有一定压力，但是在所有粮食品种中压力最小的。今年已经公布了我们的政策，今年小麦价格跟去年一样，但是稻谷我们现在压力仅次玉米。我们今年的政策已经公布，早籼稻、中晚籼、粳稻，每斤各加三分、两分、五分钱。我们的稻谷现在还是实行最低收购价格制度。

　　什么叫最低收购价呢？我们核定了一个价格，这个价格保证农民的基本收入。当市场低于这个价格的时候，在部分地区会启动最低收购价政策。稻谷和玉米会有什么不同呢？第一稻谷政府收的比例，最近三年，政府用最低收购价收来的稻谷大约占到总产量的15%左右，玉米在东北地区要占到80%，在全国占到55%以上。大部分稻谷还是走市场。比如吉林的大米比较好，吉林大米90%以上通过市场来销售。

　　稻谷还有一个不同是什么？玉米是有替代品，价格如果高了就用高粱、大麦、玉米酒糟和木薯来替代，但是稻谷没有替代品，中国的稻谷贵了就用替代品来替代它，这是没有的。但是稻谷的问题走私太厉害了，越南的大米一斤比我们便宜三毛钱，我们现在这个边贸，每个人每天，比如从越南过来应该是八千块钱的限制，那就是蚂蚁式搬家，走私这个大米，提一篮小麦。这个走私对国内市场形成了明显的冲击，去年就开始加大反走私综合治理的力度，一打，湖南、安徽、江西的稻谷就好卖了，但是稻谷现在供求关系也是明显失衡。

　　这个政策我们要防止所有产品的政策改革都碰头，还要有错位改革。目前我们就是要坚持完善小麦和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政策，玉米的改革我们预期的政策效果都已经实现了。

　　我们搞不了美国那样的大农场

　　讲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优化农村的要素的配置，激活农村的要素，优化资源的配置。

　　现在中国的农村是什么格局呢？我国有2.2亿个农户，每个农户的土地大约有七八亩地，我们一直在鼓励土地流转，但是现在耕地规模在2个公顷以上的农户全国也就一千万户，全国流转的农民承包地占到承包地总面积的33.3%，过去五年土地流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即使这么快，现在小规模的经营格局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是什么概念呢？中国一个农户，平均规模不到一个公顷，0.6个公顷，日本的农户平均规模2个多公顷，到欧洲、法国、德国等，这些国家一个农场的规模，三、五十个公顷。一到到美国，一个农场八九百个公顷，上千个公顷。也就是说美国一个农场相当于我们一个村的地，巴西一个大农场相当于我们一个乡的地，就是这个概念。

　　中国我们搞不了美国那样的大农场，更搞不了巴西阿根廷那样的巨无霸式的农场，中国的农业只能搞适度规模。比如说在上海郊区就是六七个公顷，这就是适度规模了，到黑龙江不只六七个公顷，就更大了。

　　我们的激活要素核心是激活农村土地经营权，土地作为一种要素必须要讲究效率和它的配置。但是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还得体现公平，说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户的，这个都不能动，但是经营权可以放，让土地作为一种要素使用更有效，既要推进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又要强调适度性。这是我们的一个政策导向。在中国最怕搞运动，要追求大规模农场，几年全国到处可以搞出来，到日本去看，见不到三五千亩的农场，见不到的。

　　全世界研究农业的专家，一定有一条是认同的，农业生产的对象和工业生产的对象不一样。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农业生产又是连续生产的过程，不像生产一个电视机和电脑是部件组装，它是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强调农业生产要监督整个生产过程成本非常高。

　　说从全世界来讲农业天然适合家庭经营，美国95%以上的农场是家庭农场，农业不适合公司经营。有些人认为中国农业的出路就在于公司化，应该建立大的农业公司，我们也看到这几年很多人到农村去圈地，想搞公司，但是搞了半天发现这个成本太高了。

　　我们在河南调研，他们自己调查了150个农场，我们调查了5个农场，我们发现效益最好的就是三五百亩的农场，最重要的原因是不需要雇工，雇工一个是成本高，二是雇工干活的时候都不用心，监督他也很困难。

　　人民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监督成本太高了。大家可以翻一下林毅夫教授的博士论文，他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用计量经济学分析中国农业改革为什么成功，林毅夫教授的论文最重要的结论就说人民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监督成本太高了，搞了家庭承包以后，监督成本是0，为什么是0呢？夫妻之间不需要监督，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也不需要监督，不会偷懒。所以说我们还得正确对待中国小规模的农业家庭经营。

　　有兴趣的同志你们可以到网上搜一下我们北大姚洋教授最近有篇文章，《怎么正确看待中国的小农》。我这些年去拉美，去亚洲一些国家，包括到非洲，去参加一些会议，关于这个问题跟他们有很多讨论，很多国外的专家认为中国的这种稳定，有稳定地权的这种小规模的家庭农业，是保障中国农民生计最为基本的一种制度安排。中国这样一种经营体制为中国这种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社会转型提供了一种社会安定的形式。说白了就是没有出现农民破产，大量破产农民回不到农村在城市沉淀下来，这些人很难进入城市的正规部门，城市出现大量的贫民窟，中国没有出现像拉美出现的这些问题，包括亚洲一些国家。

　　所以说我认为，脱离中国的基本国情，不切实际地去追求发展美国式的大农场，甚至拉丁美洲巨无霸式的农场会加剧农民群体分化，甚至有可能会造成城市病的产生。

　　我们讲到制度自信，我们对我们独有的农业经营制度我们也有一定的自信，美国的农场是好，大，我们学不了。现在我最近见到美国农业公司的总裁，他说他现在进入一个什么时代？拖拉机完全不用人驾驶了，智慧农业，叫4.0，农业1.0就是机械化，农业2.0是信息化，农业3.0是智能化，农业4.0就是无人化了。中国的农业从农业土地制度安排来讲，从农业的经营规模来讲，小规模这种经营格局，在可以预见今后的一二十年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当然我们要积极地去鼓励发展适度规模的一些农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场，这点我们在政策上是毫不动摇的。

　　难点是解决好农业人口的市民化

　　第二个问题，从推进与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看农业转型的人口市民化。

　　我国城镇化进程是非常快的，刚来北京工作的时候，1989年，那时候北京才有一千六七百万人口，现在有的说两千四百万，我看清华大学李强教授他们认为不只两千四百万，总之，中国现在到处都是盖房子，到处都是新城，我们新城加起来大约36亿人口了，规划的人口。城镇的常住人口现在已经超过7亿多人，中国现在城镇化率56.1%。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研究这个问题的。在2004年以前中国没有要求每个县、每个市都要统计它的人口城市化率，2004年以后这个数据就开始统计，现在中国这个数就怕攀比，如果大家都把提高城镇化率看作政绩，提高城镇化率，都攀比起来了，它的速度要比你想的快得多。

　　十二五时期我们的城镇常住人口每年增加2100万，根据我们最新的计划，十三五要增加1亿城镇常住人口，这个任务也十分艰巨。人口地理学上有这么一个曲线，美国从事地理学家纳瑟姆提出，一个国家的城镇化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城镇化率在30%以前是缓慢阶段，30%-65%或75%这个阶段是快速发展的阶段。城镇化率一旦超过65%或75%就进入一个缓慢平稳的阶段。毫无疑问，中国还处在第二阶段，我们2015年是56.1%，我们未来得目标是75%左右，还有20个百分点作用的空间。十三五期间，1亿左右的农民工和其他的家庭人口，每年要转移1600万左右。

　　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现代化难点是解决好农业转移就业和农业人口的市民化的问题。

　　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与中国的现代化》，这是1988年写的，现在看来这个过程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低于一百年，一个国家要真正完成解决农民的转移就业，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过很多的国家，都用一百年的时间，中国的过程也不可能把它压的太短，看从什么时候算起了。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有两个城镇化率，有一个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有一个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这个是中国特有的，和外国学者交流得讲半天，说中国有这个户籍制度，一个农民离开农村到城里来，在城里居住工作超过六个月他就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他到北京来没有工作，老公在北京打工，妻子和孩子到北京来陪，他超过六个月也是北京的常住人口。就这样的人口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占到它的常住人口的40%、50%甚至60%。到广东很多城市都出现倒挂，也就是说没有户口的常住人口已经远远超出了有户口的常住人口了，这是倒挂了，深圳倒挂的非常严重。

　　现在的这个比例还差15%。这些常住人口在城里面虽然常住在城镇，很多人就业是不稳定的，家庭是不全的，居住是不定的，这些人在大城市里买房子的很少，主要住在城中村，住在工地，住在单位宿舍，甚至住在地下室，真正买房的人很少，统计局都有这样的数据。前两年统计局的数据是只有2%的人买了房，服务不均，城里面有户口乐观人享受的有些公共服务他还不能够享受。

　　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城镇化它的复杂性就在于，既要提高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还要提高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

　　提高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有两个文件，一是城里人愿不愿意让他落户，二是他愿不愿意到城里来落户。很多城市让本地农民到城里落户他还行，还能想得开，如果让外省的农民到我这来落户他想的不是太多，有人说这件事只能说不能多做，因为很多政策没有理顺。

　　农民工转移“春暖燕回巢”

　　我们的农民工的转移过去叫做孔雀东南飞，现在是春暖燕回巢。这个趋势我认为已经是非常明显。

　　这是我们去年调研的几个省，四川、江西等等。2015年农民工总量2.77亿人，增加了352万人，外出农民工增加了63万人。2016年农民工总量2.82亿人，外出农民工增加了50万人，本地农民工增加374万人，这是什么概念？2015、2016年离开乡的农民工加起来才增加了113万人。

　　大家看看江西的这个数据，江西在省外就业的农民工66.5%有回来的愿望，实际回来的已经达到100万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呈下降的趋势，2012年-2015年减了1500万劳动年龄人口。这是个蓄水池，这个池子的水越来越少的话，那你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势头就会减缓。

　　世界银行最近有一个报告，即使中国放松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二胎，到204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降幅仍将超过10%，也就是说到2040年，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要减少9000万人，超过德国的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逐年下降，农民工跨地区大规模流动的势头一定会减缓下来。再像过去十年，过去二十年那么快的速度要保持下去很难了，农民工都在用脚投票了。

　　不要迷信城镇化，不是说越高越好

　　现在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在外面调研，前不久在浙江一个村，这个地区的旅游资源非常好，这个村300多人在外面打工，这两年多这300多人95%的人都回来了，搞了102家民宿，好的民宿投资500、600万，三四年就收回来了。一算在大城市打工一年拼命干也就挣个十一二万块钱，回来一年就六七十万一个家庭，过去家庭分离，家庭功能不全，很多家庭甚至都解体了，现在儿子回来了，丈夫回来了，家庭功能越来越全，邻里关系也好了，农村社区的治理也有人气了，有了依靠了，农村又复兴了，他们叫“乡村复兴”，这样的村子还不多，一个村回来240多个人来创业。

　　劳动部做了一个192个县的调查，一个返乡的创业者可以带动四个人就业。比如这个村最吃香的是会炒菜的老头老大妈，一个月挣4000块钱，没有人闲着，只要会劳动的，不是懒汉，都有工作的。他们生活这样好，为什么要让他们进城？

　　所以城镇化也不要迷信，说城镇化率越高越好。中国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农耕文明，不像美国，我们都有村庄，有它的文化，有它的历史，中国民族的根都在农村。

　　讲这么多，城镇化这个过程谁也阻挡不了，但是这些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它的这种推力的速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们的人口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也不是简单让农民进城落户，这个过程没有那么简单。我在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我们写过一本书叫《农民工市民化顶层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度创新》。我们在书里面把农民工的市民化，最重要的一个贡献之一是对五个城市的案例做了分析，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同时也提出来农民工市民化不光有成本，农民工的市民化还有红利。

　　土地不是福利，不能让农民工用土地换取城市公共服务的享受权

　　那个书主要讨论成本问题，农民工市民化核心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关键是解决成本谁来承担的关系。比如说东莞，外来农民工随迁的子女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现在有70万，70万孩子需要上小学和初中，现在在公办学校读书的大约占到25%，还有75%的孩子在民办学校读书。要解决70万孩子大部分都到公办学校来读书，得雇老师，得建学校，老师也得有编制。我多次去东莞，跟他们讨论，完全让东莞来承担它承担不起这个成本。

　　现在说了，我们河南的孩子到了东莞就应该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带到东莞来，理论上是对的，但是怎么带呢？说叫学票，但是这个孩子可能在东莞读两年他父母又到深圳了，又到福州了，我们管理水平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走到哪钱转到哪。没有那么简单。

　　现在农民工市民化义务教育，就业培训、职业教育、计划生育，很多地方都已经实现同等对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低保，保障性住房，能不能让农民工真正的分享，包括整个社会保障制度能不能一体化，这个成本是巨大的。

　　这个方面我们的政策还没有破题，所以说农民工市民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跟常住人口市民化彻底收点，那得需要十年二十年都不止。

　　还有一个问题，农民工进城了，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两头占地？这个问题跟我们讨论的多了，首先这个问题一是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无论哪个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说你要在城里落户必须放弃村里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大部分人不同意，为什么？他还没有在城里扎下根。你到街上随便问一个打工的，说你是北京人吗？他一定用白眼看你，我怎么是北京人，说你是北京的常住人口，你是新市民，他一定觉得你这个人不讲理，我怎么突然是北京人了，他没有对城市的归属感，没有市民的归属感，他的根还在农村。

　　有一点他在北京他的孩子都读不了普通高中，现在农民在城里面大部分学校没有放开普通高中的教育，为什么不能放开？在北京放开试一试，都到北京读高中了。为什么？在北京考北大清华容易考。河南一个农业大省清华给50、60个指标，北京一个学校考多少，北京家长干吗？北京有户口的老百姓干吗？

　　北京有很多高级白领，收入非常高，他们也有这样的组织，在搞这样的一些倡议，他们没有北京户口孩子就不能在北京读普通考种，就不能考大学，到了初三就得把孩子送回老家去，我们的高考制度决定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农民工现在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地。

　　农民工的市民的公共服务权利不能够用放弃土地权利来换，国家你为你的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是你的责任，不能让农民工放弃他的财产权利，来交换一种公共服务的享受权。因为土地不是一种福利，物权法讲的很清楚，虽然不是私有的权利，因为使用而获得的权利叫用益物权。

　　上一次我们50人论坛，我去发言，我说对农民进城退出土地要有足够的耐心。

　　一是因为当前大多数农民不愿意放弃他的土地。二是我们在城里也没有给他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所以农民进不进城，农民放弃不放弃土地，在这个问题上要有耐心，要把选择权交给农民，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

　　任何一个政策，农村过去五六十年的制度变迁，如果你是强迫农民选择，你的政策最后一定是失败的，一定是付出最大的代价。如果想跟农民较劲，最后你就得罪了农民，但是也付出了代价。如果你跟市场较劲，说比市场强，比农民强，最后你一定会发现你错了。在土地问题上也是这个道理。

　　第三点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看脱贫攻坚和新农村建设。

　　中国扶贫标准含金量比世界银行标准要高

　　“十三五”我们第一民生工程就是脱贫攻坚。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做出新的战略部署，中央专门制定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总书记每年不知道讲多少次扶贫，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像总书记这样对穷人有这么深的感情。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现行贫困标准下，我们农村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我们十八大以来的四年，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5500万人。2016年我们还剩下4335万人，我们的国家贫困县是农民的年人均收入2952块钱，现在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是4.5%。我们的贫困县最后一次调整2011年，用2010年的不变价，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块钱，当时我们的贫困人口是1.6亿多，每年的物价在变，用物价每年做调整，调整到2015年是2855块钱，2016年，贫困县调整到了2952块钱。

　　大家一定知道，一年2952，还不如我一个月打工的钱多呢，这是贫困标准，不是小康的标准。世界上凡是大国贫困县没有定的太高的，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一千万一个的小国贫困县都定的非常高，最后要扶的就是几十万人，我们一扶就是几千万人，我们跟世界银行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的贫困县，世行贫困县是一天1.9美金，低贫困县，高贫困县是3.1美金，当然不能用汇率来算，要按购买力评价。世行最近提供中国农村的PPP是1美元等于3.04人民币，我们2855比它的低贫困县高很多。

　　世界银行有个研究贫困的专家，叫安第斯迪顿，这个人2015年得了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国内可能很少人关注他。他的主要贡献就是贫困的测量和贫困检测，他最大的优势是在印度掌握了大量家庭的数据，发生的机理做了很深入的分析。

　　我今天上午在中国社科院开会，我说中国这么丰富的一个扶贫实践，如果有人好好去研究的话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安第斯迪顿能够看到的论文和文章，没有那么复杂，第一证明了贫困不能用收入来衡量，消费的数据比收入更科学。你说我一个月挣多少钱，到村里挣钱多的可能比挣钱少的还要穷，为什么呢？他的生活压力大，两个家庭收入一样多，两个孩子上大学，有大学的这个家庭一定是贫困家庭。如果收入一样多，这家有个人长期卧床不起，他一定是穷，在农民眼里谁家过的难，农民也是支出概念，你挣的钱再多支出太大了。

　　还有一个理论，通过给穷人提供服务，公共服务，这也是一种实际意义上的减贫，让他享受良好的教育，良好的医疗服务，让他的寿命更长，这也是扶贫。

　　所以说中国的扶贫标准实际上2952是国家统计局搞贫困检测的标准，我们在扶贫工作当中是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这是国家的标准。这两年到很多村庄，没有人到农民家问你挣了多少钱，人均收入是多少，农民给你说不太清楚，但是你去看他的房子，看家里有没有病人，看看家里有没有上学，看他家里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就可以判断这个家庭穷不穷。

　　我们把中国贫困人口享受的这些公共服务要算的话，我们扶贫标准的含金量比世行的高贫困县还要高。这一点上是毫无疑问的。

　　精准扶贫，要防止陷入福利陷井

　　中国的扶贫过去叫区域瞄准，在全国划定了很多贫困县。只要是贫困县，一年专门的资金三五千万，各个建设资金还有三到五个亿，所以挤破头皮来争得国家贫困县的帽子。有的地方网上有标语，热烈庆祝我县被列入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县，这个帽子戴上谁都不想摘掉。瞄准贫困县主要是搞开发式扶贫，搞基础设施等等，搞产业发展，开发区，这也是扶贫了。中国学者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没有解决真正瞄准穷人的问题。

　　过去中国每年有多少人口减贫了？这个数是有的，国家统计局要做抽样检测，但是你到一个县一问，你们这个县谁是贫困人口？你们这个县谁脱贫了？没有人能给你提供出精准的名单来。如果谁脱贫了你不知道，谁是贫困人口也不知道，这事怎么看呢？一定说你不精准了，一定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今后不能再是糊涂帐了，要把不清楚变成一清二楚，扶贫对象要精准，扶贫的主体要精准，扶贫的路径要精准。

　　所以说过去中国的扶贫检测搞得不错，但是扶贫的瞄准搞得不好，不知道谁减了贫，说不出谁来，到了村里都说不出是谁，因为统计局没有这个人。

　　2014年全国组织80多万人开展贫困识别，识别出12.8万个贫困村，2948万贫困户，8962万贫困人口，最后发现准确率不高。

　　2015年全国又组织200多万人开展回头看，剔除识别不准的贫困人口929万人，新识别补录贫困人口807万人。我去年还带队到一个省搞扶贫督导，这个省搞三轮回头看，第二轮也不精准，不能一直搞下去，最多搞三轮，这个省是因为搞得不好才搞第三轮。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这点。

　　世界银行讲中国的精准扶贫对世界来讲是一部教科书，他表示赞赏，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大家不要在乎行政成本，我们长期在城里待惯了，在机关待惯了，让他到农村去，起码对农民产生一些感情，感情会变了，200万人到村庄里找谁是贫困户，这是要载入史册的一件事。

　　贫困户的原因是多元的，这是一些数据，这两年跑的比较多，一是无非是家里有孩子上学，学费太贵，二是有人生病，医疗负担太重，无非是没有技术，没有资金等等。农民讲，一是大学，二是大病，三是大灾，还有缺技术缺资金。

　　所以我们的扶贫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各种产业扶贫，就业转移，异地搬迁，总有一些人靠自己脱不了贫。我们的扶贫一是要防止陷入福利陷井，不能搞民粹，把4000万人全都养起来，这是做不到的。

　　我们要防止悬崖效应，只要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什么好处都有，不是贫困户的还不如你过的好，不如你享受的多，这是悬崖效应。能扶的一定要扶，该保的你也必须要保，农村有残疾人，特别是有失能的，没有劳动能力的，大约有两千万左右丧失劳动能力，这个最终必须通过社会保障，主要是低保。

　　中国没有长期护理的保险制度，在很多国家有长期护理险，失能的人，残疾人，甚至一些绝症后期，他的生活护理、医疗护理，专门有个叫长期护理保险，它是有另外体系提供服务的，这些人就通过社会保障来实现。

　　讲到全面小康，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现在农民增收靠提高价格让农民增收这条路已经是潜力不大了，前面讲了不断提价，别比国际市场价格高了，国货入库，洋货入市，最后还要付出承重的代价。

　　现在靠大量的农民工外出，这条路潜力也是有限的，2015年、2016年外出农民工两年才增加113万人。所以说现在农村的发展我们还强调解决农民问题根本上要让愿意进城的都进城，二是农村也不是无用武之地。

　　农村这几年这种有机绿色农业，电子商务，农村物流，农业观光，民俗文化开发等等，可以说到处都是盆景，我们提出要把它变成风景。现在农村电商网售收入8900多亿，农产品网上销售收入超过2200亿，农村跟电商有关的就业2000多万，现在乡村旅游去年24亿人次，带动了850万人就业。还没有说别的，一个村搞民宿就可以两百多人回来。

　　所以说我们今年一号文件提出返乡创业要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高校毕业生，企业主，农业科技人员，归国留学人才，返乡大乡下创新创业。特别我们提出像当年扶持乡镇企业发展一样，支持农村创新创业，支持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

　　浙江农村建设最好

　　讲到新农村建设，第一是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发展农村的服务业，农村的产业，三是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

　　这方面我们欠帐太多了，现在做的最好的是浙江，浙江现在已经对所有村庄的污水已经处理了，浙江的村庄污水处理每一户财政补八千块钱，当时搞的时候大家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有这个财力吗？现在去看一下只要山清水秀的地方，污水改造，道路硬化、量化、绿化搞了以后，为农村旅游业的发展，不但为农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而且刺激了带动了农村旅游业的发展。现在浙江农村，随便找一个村一看非常有风韵，耐看。点上有风韵、耐看；线上有风景，好看；面上有风光，能看；没有脏乱差的地方，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第四是新农村建设，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的短板。我们农村新农合人均补助420元，个人缴费120元，新农合还需要继续完善，但是这个制度大家算一算，7.35亿人参加了新农合，政府补420，将近补三千亿，现在农民要没有这个制度，农村因病致贫的人会多得多。现在农村这个制度刚刚建立起来，完善这个制度还需要很长的路走，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

　　我们现在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加这个保险的主要是农民，参保的农民5.05亿人，其中领取养老金人数农民1.4956亿人，每个月人均养老金116元，城镇职工养老金人均月2251元。也就是说我们农民的养老金的水平只有城镇职工的二十分之一，这个水平也是非常低的。

　　也就是说我们农村很多公共服务制度形式上的普惠已经有了，农村7.35亿人参加了新农合，农村5亿人都参加了新农保，形式上的普惠已经有了，但是要实现要体现实质上的公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们的目标就是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让广大农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020年以前要完成这个目标是很难的，所以中国的全面小康，中国要逐步实现现代化，我们要实现中国梦，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所以说我们必须把三农问题提升到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这么一个高度来思考，来解决。

　　我就跟大家讲到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