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地密集传出“撤县设市”的消息。4月11日，浙江玉环县撤销，设立县级玉环市；12日，湖南宁乡县撤销，设立县级宁乡市；13日，四川隆昌县撤销，设立县级隆昌市。据媒体报道，今年年初，多个省份地区提出加快撤县设市的步伐，全国已有数十个县提出要改市。

　　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出现过一波“撤县设市”的热潮。数据显示，仅1994年至1996年间，全国就有95个县“撤县设市”，主要集中在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其中江苏苏南各县基本都变身为市。其后政策收紧，直至2013年年初，吉林省扶余县设市才获得国务院批准。那么，眼下多地获批，是不是意味着新一轮“撤县设市”的热潮已经到来？

　　综合各方面情况看，尽管以往那些大批“撤县设市”的现象再难复制，但仍将有一部分经济社会发展良好的县实现完美变身。这是因为，经过多年的累积发展，国内很多县在经济体量、城镇人口、产业布局、公共设施乃至社会服务等诸多方面，均已获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在中央强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将一些地方经济中心由县改市，可以发挥更好的区域带动效应。

　　与传统的以服务三农为主的县相比，市一级的财权相对独立，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也更大，在使用上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专项扶持资金方面，也更灵活。此外，市级行政管理权限也更大，无论是建设用地指标，还是工业项目、市政建设等等，远胜于县。凡此种种，均导致许多县纷纷寻求改市。

　　问题是，当众多的县都趋之若鹜时，很多事情实际上已有些变味儿。20世纪90年代末中央为何收窄撤县设市的口子？根本原因还在于不少地方为了改市，往往好大喜功，甚至弄虚作假，编造相关数据，从而扭曲了城镇化的方向与目标，出现城镇化“虚热”：一方面，城市建设缺乏规划，一些地方出现供大于求的“鬼城”；另一方面，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并没能跟上。

　　在这一过程中，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土地财政”。一些县份动辄就是“举全县之力”撤县设市，政府目光所及之处，仍是农民的土地，是可以通过土地变现的“钱景”。不仅没有心思发展现代农业、新型产业、社会服务业等，甚至连基本的城乡公共服务也缺乏热情。这样的做法，依旧是一种以追求GDP为目的的政绩工程，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相去甚远。

　　城市的发育、壮大，固然离不开行政力量的推动，但本质上仍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就目前而言，将一些地方经济中心撤县设市，使其实现从农村政区向城市政区的转化，从而能够容纳大量农村转化人口，是符合经济发展形势的。只是，这其中需要与时俱进地设定必要门槛，民政部原有的撤县设市标准，有些已经过时。比如，特别强调GDP，强调非农人口占比，已不适应当下的情况。

　　无论如何，行政区划调整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应该虑及长远，格外谨慎，不能动不动就一窝蜂围拢而上，不能“有条件要改、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改”。毕竟，市也好、县也好，所有的努力都应该是增进民生福祉，让老百姓对未来有更好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