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12月印发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要求，在《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中，资源利用权重占29.3%，环境治理权重占16.5%，环境质量权重占19.3%，生态保护指标权重占16.5%，增长质量权重占9.2%，绿色生活权重占9.2%。

　　GDP增长质量权重不到资源利用、环境质量权重的一半，占全部考核权重不到10%。

　　新年伊始，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研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赵辰昕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期印发的多个涉及到生态文明指标的考核的办法，对生态环境质量等体现人民获得感的指标赋予很高的分值和权重，今年将加大力度抓好实施。

　　在这些考核指标中，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权重远远低于环境等指标，此举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西部边陲实施

　　环保优先评价

　　“上天把世界上最美的蓝给了爱琴海，把最美的绿留给了昭苏”，“在昭苏，只要抬头看，看到的总是一幅画； 只要侧耳听，听到的总是一首歌”。新疆昭苏给人印象最深的当数生态：这里有最原始的千万亩高原草场，百万亩油菜花海，十万匹奔腾的伊犁马。昭苏县委书记张刚一见面，就给本报记者描述了该县的一幅美好生态图。

　　早在2011年，新疆多地已开始弱化GDP考核，先行试点“生态保护优先评价”。据悉，从2011年起，博尔塔拉州就不再对温泉县考核GDP，实行生态保护优先评价。之后，温泉县整合重组了有色金属矿权，先后关闭了硅锰冶炼厂等一批不符合环境评价要求的企业，制止了乱采滥挖等行为，同时提出要立足生态打造旅游胜地的目标。

　　中国50个重要生态功能区之一的新疆伊犁州，从2012年开始，弱化其特克斯县和昭苏县的GDP指标考核，突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指标考核。该州一名官员表示，这次调整考核导向为伊犁州各县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重绿色GDP起到导向作用。之后，两县随之调整了发展方向，开始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有机生态农业、畜牧业等。如特克斯县举办了“天山武林大会”，昭苏县举办了“天马旅游节”，仅这两个节庆就带动了当地旅游收入的大幅增长。

　　在部分县弱化和取消GDP考核指标的同时，新疆还试点下调了贫困县的GDP考核指标。2010年，塔城地区主动下调了贫困县裕民县的GDP考核目标，转而为裕民县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指明了方向。下调当年，裕民县的工业增加值从1亿元下降到了6000万元。但是，裕民县却重点打造了“裕民山花节”，目前该节庆已升格为新疆区级旅游盛会，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大发展。

　　新春时节，新疆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县长叶尔江·胡斯满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介绍，由于干部队伍实行了生态保护优先评价，巴里坤县扎实开展生态城市、生态社区、生态农村、生态牧区、生态家庭、生态机关、生态学校、生态企业、生态军营、生态景区、生态园区等生态创建活动，实施“青山、绿水、蓝天、净土”四大工程，县域生态环境持续转好，成为西部边陲典型的具有欧洲风格的天然避暑胜地和度假天堂。

　　一把手当河长

　　方便群众监督

　　2017年2月11日清晨，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新狮街道沙溪村薄雾笼罩，村委会主任邵伟鑫沿着村旁的通园溪走走停停、仔细巡河。作为通园溪沙溪村段的村级河长，定期巡河是他的规定动作。他说：“每天来走一走，看到溪水清了，河面无垃圾漂浮物了，心里才踏实。”

　　通园溪是流经市区一支重要水脉，发源于北山，向南穿城而过，最后汇入婺江，一度沦为“黑臭河”。为整治通园溪，金华市、区两级领导担任河长，动员辖区干部群众清淤疏浚河道，清理河面垃圾，实施截污纳管，并开展河道生态治理，部分村镇还对河岸进行绿化护坡。前不久经过检测，通园溪水质由原来的劣Ⅴ类提升到III类，治水成效斐然，昔日“黑臭河”终于摘帽。

　　2月10日，陕西省河长制启动暨无定河综合治理动员大会举行。即日起，陕西省全面推行河长制。陕西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胡和平任总河长，8位省领导担任渭河、汉江、丹江、泾河、延河、渭河西安段及昆明池、北洛河、黄河陕西段的河长。

　　上海2017年底前将实现全市河湖河长制全覆盖。按照分级管理、属地负责原则，上海建立了市、区、街镇三级河长体系，其中，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市总河长，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市副总河长；各区区委书记担任区第一总河长，区长担任区总河长。

　　水利部近日印发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督导检查制度，将在2017年和2018年进行四次督导检查。该制度明确督导检查内容主要为河湖分级名录确定、工作方案制定、组织体系建设、制度建立和执行等情况以及河长制主要任务实施和整改落实情况。

　　业内专家认为，中国推行河长制，担任河长的都是当地一把手，又有群众的有力监督着，他们一定会造福千家万户。

　　“环保约谈”给

　　官员上紧箍咒

　　随着“大气十条”终考临近，2016年以来，环保部不止一次因大气污染防治不力约谈地方政府。2016年4月，环保部约谈了山西长治、安徽安庆、山东济宁、河南商丘、陕西咸阳5地政府负责人。通报显示，这5个城市普遍存在一季度大气主要污染物浓度不降反升、企业环境违法、面源污染普遍存在等突出问题。

　　进入2017年，环保部1月19日对山西临汾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约谈，原因是“2016年空气质量六项监测指标不降反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增加31天，大气环境质量连续两年呈现恶化趋势”。

　　《浙江省环境保护厅约谈暂行办法》日前出台，“被中央媒体曝光或省级媒体曝光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做出批示的；被环保部、环保厅挂牌督办逾期未能解挂的”等八种情形被列入约谈范围。

　　“深感不安，心情沉重，如芒在背，如坐针毡，接受约谈，正视问题……”临汾市市长刘予强在约谈会上如此表态。这是检讨，更是承诺。

　　环保约谈看似只是动口，实则不然，约谈与问责密切相关。环保部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第二批7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自11月24日起陆续实现督察进驻，截至12月5日，共立案处罚295家，拘留18人，约谈问责275人。2015年河南驻马店市政府负责人被环保部约谈，该市对7名政府责任人员做出免职、警告的处理。

　　环保部门是带着问题清单约谈，对着整改账单提要求。每次约谈通常会提出，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必须整改到位。为保证整改到位，环保部必定要动真格。仍以对临汾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约谈为例，环保部暂停了临汾市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项目的环评审批（民生及节能减排项目除外），并要求山西省环保厅以及临汾市县两级环保部门同步执行。如此动真格，意味着约谈绝非走过场，整改必须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