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底端业态，疏解城市市区人口压力，各种鸡毛小店正在纷纷关闭、拆除，让北京大量的临街小区正变得“干净”。

　　来北京开了七年小吃店的大侄子因为店面面积达不到50平米的标准，也在清理之列，因此营业执照年审不再审批，尽管加上日益繁忙的外卖，效益颇为不错，也只能关门大吉。侄子倒是很能吃苦，买一辆电动车改送快递，虽然也是辛苦活，但却比开小吃店早七点起床晚十二点打烊自由一些，月收入也有万把块……离京回乡务工几无可能，务农于他而言根本不在思考之列，尽管户口上他依然是实实在在的农民。

　　尽管雾霾、交通拥堵、小孩入学难等等城市病天天有人吐槽，北京不断飙升的房价却直白传递出这座城市无可匹敌的诱惑力。同样戏码也在其他一线、二线乃至三四线城市上演，今年不少城市的房价再次陷入打鸡血般的亢奋，直至引来一波又一波的调控政策。这些桥段周而复始，反证城镇化的进程正以不可逆的姿态碾压有力与无力的抗拒与呐喊。

　　毕竟，有什么力量可以遏制人们向往美好的生活？既不可能，也不人道。

　　就此而言，城镇化对乡村的衰败不过是加速器，并不是原因。

　　而乡村的衰败不仅体现在建筑、民居之类的物质层面上，更是体现在传统的传承上。

　　笔者的家乡是位于桂西壮族聚居区一个只有20来户的小村屯。今年夏天回乡省亲，发现曾经留存在亲属称谓习俗中堪称人类学活化石的案例正在湮灭在村屯的衰落中。

　　小村的真正历史并不长，约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爷爷和奶奶因为原居住村落水源不好乃搬迁而至，成为这个小屯的第一户。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避难、土改等等各种原因，陆陆续续又有其他民户从四面八方迁来，沿着我家老宅周围搭房落户，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小村落。

　　小村虽然只有二十户，却有赵、覃、李、向四姓，其中赵姓虽占11户，但并非同宗同源，而是分别来自遥远的互不相干的五个家族，四户覃姓中有三家也是来源于没有渊源关系的宗族。

　　或许是来源复杂，这个小村的亲属称谓既保留当地壮族的一般称谓，如父亲称“波”，母亲称“依”，爷爷称“公”，奶奶称“呣”，哥哥、姐姐称“贝”，弟弟、妹妹称“侬”，但也有受城镇和汉族地区的影响借用汉族称谓，称父亲为“爸”，称母亲为“妈”，称姐姐为“姐”。

　　但有一覃姓和一赵姓人家在父母的称谓上却迥然不同。他们两家分别从偏僻的村寨迁来的，覃家人称他们的老父亲为“贝”；而那户赵姓人家却称自己的母亲为“姐”，也就是说这两家人分别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称为哥哥、姐姐。小时候虽然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不解其意，常常在小伙伴打闹中拿这些称呼嘲弄这两家人的子弟。但这两家大人们并不以为意，一直这么称呼。据村里的老人讲，两家人的原住地家乡都是这般称呼自己的父母的。

　　直到后来笔者上大学之后，才意识到这是原始社会氏族制度长期存在而在壮族地区保留的残余现象。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同一氏族的女子互称姐妹，同一氏族的男子都互称兄弟，从摩尔根的社会进化论看来这当然不足为奇。但在似乎很遥远的传统活化石就这样存在于自己的身边还是令笔者惊奇不已。为此曾想有机会沿着他们两家的家谱（如果有的话）做一追溯调研，或许会是很有趣的课题。

　　然而，今年暑期回乡探亲，全屯所有老瓦房均已荡然无存，全都换成了两三层水泥或者砖楼。那两家的老人早在四五年前逝去，儿孙辈均到广东打工，有的女孩甚至嫁到湖北，他们的老宅除了每年三月初三回乡祭祖有几天会冒烟外，一年四季空空如也。要想遇到他们家人已经很难，而找到能够说清楚他们家族来源的人恐怕已经不可能了。屯里不会再有人称呼自己的父亲、母亲为“贝”、“姐”，年轻人甚至不知道屯里曾有过这样的称谓。

　　正在逝去的不仅是风景，还有堪称活化石的传统。

　　当然，这不过是大风吹过落叶尽，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