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11月23日消息，今天，“2016新浪金麒麟论坛”11月23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抉择与回归——寻找中国经济新动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会上发表题为了《怎样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演讲，值得注意的是，厉老为金麒麟论坛主旨演讲亲手书写了手稿，让人钦佩。

　　厉老昨天刚度过86岁生日，1930年11月22日生人，至今仍笔耕不辍，为参加金麒麟论坛，厉老花了一天时间认真地一字一句打了手稿，层次清晰的思考和记录了怎样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供给方面改革是一项中期任务

　　厉以宁首先谈了需求和供给的互动关系。他指出，经济学中从来都是供给和需求并重，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没有供给也就没有需求，两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而主要的问题在于，需求方面一般容易做，而供给方面比较难。

　　供给方面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他表示，需求是短期的调节，主要是为了防止需求过热、需求不足这样一些问题，供给不是这样，供给最要紧的任务，是形成一个自主经营的、独立经营的产业主体，就是企业，如果企业不能够做到，对整个经济不能完成它的结构调整。供给方面的改革不是短期能完成的，让企业能够自主经营、独立经营，不仅需要一个环境，还需要企业自身产权清晰，能够自主经营，无论对什么样的企业，这些都是有用的，它是一个中期的任务。

　　他说，如果不把二者连在一起考虑，简单地去刺激需求，可以做好，简单地刺激供给，也可以做好，但是这样对经济没有太大的益处，问题会不断的发生，所以结构调整作为一个中期的任务应该得到重视。

　　供给侧方面结构的调整主要含义是什么？厉以宁表示，结构性方面一个主要的含义是，培育独立的自主经营企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主体的话，实际上供给侧的改革很难推进，即使推进，又反复，即使推进，也可能中途变化。最终变成什么样子？根据各种情况来定。但必须认识到，供给侧改革它的含义首先在培育适应于市场的主体。

　　政府要知进退

　　关于政府调节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厉以宁认为，政府的调节作用应该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政府有规划作用、有引领作用，还可能有微调，这些都是在供给侧改革中需要；第二，在市场还没有发育的时候，在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经营者还没有成长的时候，政府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有代替市场主体的作用，这在许多国家都是有的，比如俄罗斯彼得大帝时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等。

　　但他强调，所有的这些都需要政府及时地退出，政府不能老待在这个位置上，政府代替市场的主体起作用，只是短期的，否则对经济是有害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供给侧改革过程几大难题：就业问题、物价上涨、诈骗问题

　　供给侧改革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实现过程中又有哪些困难？

　　厉以宁表示，就业问题是供给侧改革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比如供给化开始以后，劳动力从哪里来？他用了西欧的例子来说明，就业问题在发展过程中是可以解决的。

　　“现在又遇到了第三次就业的浪潮，新的互联网的出现，它带动了很多就业。以中国现在来说，双11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量的销售，增加了多少就业。比如说快递员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对就业问题我们发展看来，虽然跟科学技术进步有关，还有就是经济中需要一种新的机遇，就会产生新的就业。”他说。

　　另外，在供给侧改革实现过程中还有一个担心，物价上涨怎么办？厉以宁表示，物价会上涨，但物价的上涨一定是来自需求过旺或者供给不足，这就由市场自己来解决。其实，市场感到困难的不是通常的物价上涨，也不是就业问题，而是诈骗的增加，而法制往往是滞后的。

　　“随着技术发展，一定会产生有人盈利、有人受骗、有人甚至因此性家荡产。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法制的进展是缓慢的，大量的诈骗到处在发生，为什么不好管呢？因为法律还不健全，制定一部法律、法规不是很严密的，所以它始终是个较量问题，”厉以宁表示，人们都希望使所有的诈骗者能够伏法，使所有的欺诈行为能够受到打击，这就看政府怎样使法治问题不断得到缓解。”

　　市场是可以创造的，谁能发现新功能这就是创意

　　厉以宁指出，供给侧改革的改革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供给侧改革因为跟结构调整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应该不要着急。

　　谈到培育、发展自主经营、独立经营的企业，厉以宁提出，其实这并不简单。“老字号”为什么不行，是因为它以“老字号”固步自封了，“老字号”有它观念的问题，现在流行的几家“老字号”，比如同仁堂(32.540, -0.19, -0.58%)改成股份制企业了，全聚德(21.890, -0.35, -1.57%)烤鸭也在改了，观念的转变并不不容易的事情，今天谈结构性改革，很多重要的观念不一定转过来。

　　“你天天谈创新，你也从事了创新，但是你创新的观念可能还是旧的。”他说。

　　以“创新”为例。创新这个词是熊彼特100年前提出来的，他提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就叫创新，企业家是创新者。但是现在老早就不是这个情况了，现在的创新不一定是发明家，而是创意，有了创意才有了创新，有了创新才有了创业。

　　现在更重要的是什么？信息的重组，有了信息的重组你就知道创新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才有创新。

　　厉以宁举了一个案例：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了四个推销员，让他们去和尚庙里去推销梳子。第一个推销员一把没卖掉；第二个推销员销了好几十把，用什么方法呢？他对和尚说，梳头是木头梳子的第一功能，但梳子有第二个功能，经常用木头梳子刮刮头皮，可以止痒、活血、名目、清脑、美容、养颜，这样靠第二功能销售了好几十把梳子；第三个推销员销了好几十百还有好多订单，他是因为仔细观察发现庙里的香火挺兴旺，庙里的香客很虔诚，磕头后头发就乱了，于是他找到方丈跟方丈说，每天在佛堂前面放几把木头梳子，香客磕头起来以后头发乱了，可以用梳子梳一下，方丈觉得有道理，就订购了几百把梳子；第四个推销员销售了好几千把，还有好多订单。怎么做到？他对方丈说，庙里经常有人捐钱，那你得有礼品回馈给人家，木头梳子是最好的纪念品，方丈就订购了好几千把。

　　“四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问题？什么叫新产品，新产品不仅指产品是新的，而且也包括旧产品有了新功能，新功能就是新产品，”厉以宁表示，这就可以看出，市场是可以创造的，结构性调整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谁能发现新功能这就是创意。

　　厉以宁表示，很多创意是年轻人发现的，今天的年轻人知道社会在关心什么问题，他们在聊天中就发现了创意，他们在咖啡馆里、在会所、在俱乐部，或者吃饭的时候交谈，就在寻找创意。大量正在涌现出来的年轻人，将来可能是比其他家更有影响的人，是领路人。结构性改革能够起作用的话，一定要依赖大量年轻人，大量的年轻人在探讨寻找新路子、寻找产品的新功能，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迪。

　　这几十年消费一直在变化，需求不可判断

　　除了供给方面，需求方面还需要做什么？厉以宁表示，需求和供给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作用在不同方面。

　　他用消费的变化来说明需求的不可判断：现在的消费业在变，以前的消费遵守古典经济学的原则，消费，以最小的价格买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成功了。但现在变了，人们能够做到最优吗？信息那么多，你有能力做到吗？一个女同志去买一件披肩，你要知道买最优的，你得把全北京的大商场一家一家看过来，等你做出最好的，成本已经高了，等你再去买已经卖掉了。所以女同志买时装回来以后，你问怎么样？没有一个说，我是最满意的，只是凑合，次优选择。所以消费几十年都在发生变化，并不是我们所遇到的最优选择，这种情况下你对需求能够做出判断吗。

　　“今年的双11比去年的销售量大，你敢保证明年一定比今年大吗？”厉以宁问道，再过若干年是不是有新的形式出来？他说，消费值得重视，但已经跟过去传统的消费不一样了，人们存在什么样的消费呢？就是次优选择下的消费，现实生活中人的消费。

　　宏观调控一定要精准扶贫而非大水漫灌

　　最后，厉以宁谈了宏观调控发挥的作用。“宏观调控我们可以这么想，在新常态的过程中，不能没有宏观调控，但在宏观调控应该分两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层次，就是宏观调控是为了物价的稳定，这是最早的。因为货币流通量是重要的，你要知道货币流通量多少，必须让它跟经济增长率相配合，所以宏观调控在货币流通量多少，如果货币流通量多了就会发生新的情况，新的情况是什么呢？新的情况就是指在经济增长率的允许下发行多少。实际上证明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因为把经济都捆死了，很多因素在变化，人们如果是死守着按经济增长率控制货币流通量，最后没有通货紧缩的，通货紧缩的害处比通货膨胀还要大。所以这个问题要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总结称，现在中国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谈三个问题：第一，重在预调；第二，重在微调，不要大幅度波动；第三，结构性调控，有重点、一贯式的调控，而不要像过去大水漫灌。其实过去已经吃过亏，大水漫灌的坏处是浪费了资金，一定要精准扶贫。

　　“路子有很多，在中国的宏观调控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就是精准扶贫。”他说。

　　最后，厉以宁总结道，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发扬创新精神，不管熊彼特的观点在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但是创新留下来了，不能忘记创新的精神，对于创新要更加加大保护力度，更加使得供给侧改革在创新之下能够取得进展。（新浪财经 徐雯）

　　以下为演讲摘编：

　　厉以宁：我要讲的题目是“怎样持续的推进结构性改革”：

　　第一个问题，从供给和需求的互动关系，我们知道在经济学里面从来都是供给和需求并重，为什么把这两个并重呢？因为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没有供给也就没有需求，两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

　　主要的问题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需求方面一般容易做好，而供给方面比较难。因为从供给方面来说，你要使得各方面都能够协调得好，必须把方向先搞清楚，如果方向搞不清楚，往往没有别样的。

　　供给方面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跟需求不一样，需求是个短期的调节，它主要是为防止需求过热、需求不足这样一些问题，供给则不是这样，供给最要紧的任务，是要形成一个自主经营的、独立经营的产业主体，就是企业。

　　如果企业不能够做到这样，整个经济就不能完成它的结构调整。所以，一般就把供给方面的改革当作中期的任务。

　　为什么它是中期的任务呢？因为不是短期能完成的，要让企业能够自主经营、独立经营，不仅需要一个环境，而且需要企业自身产权清晰，能够自主经营，无论对什么样的企业，这些都是有用的，它是一个中期的任务。

　　我们可以讲，如果不把二者连在一起考虑，简单的去刺激需求，可以做好，简单的刺激供给，也可以做好，但是这样对经济没有太大的益处，问题会不断的发生，所以结构调整作为一个中期的任务应该得到重视。

　　政府要懂得及时退出

　　第二个问题，供给侧方面结构的调整主要含义是什么？刚才已经讲过，我们谈到结构性方面一个主要的含义是在这几方面，培育独立的自主经营企业，就有市场的主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主体的话，实际上供给侧的改革很难推进。即使推进，又反复，即使推进，也可能中途变化，变成什么样子？根据各种情况来定。但这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当前应该看得到这个问题，就是供给侧的改革的含义首先在培育适应于市场的主体。

　　关于政府调节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政府的调节作用应该是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政府有规划作用、有引领作用，还可能有微调，这些都是在供给侧改革中需要的。

　　但政府的第二个作用，在市场还没有发育的时候，在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经营者还没有成长的时候，政府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有代替市场主体的作用。

　　这在许多国家都是有的，许多国家都可以说，俄罗斯在彼得大帝的时期，由政府来充当企业主体，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企业力量不足，政府来代替，其他的西欧国家也有过，但所有的这些都需要政府及时的退出。

　　政府不能老待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你待的时候是企业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企业没有成长起来政府可以代替市场的主体起作用，但这个只是短期的，否则对经济是有害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就业问题可以在发展中逐渐解决

　　第三个问题，供给侧方面的结构性改革究竟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刚才讲过了，就是让企业有独立经营的地位，然后慢慢培育起来，但另外还有，就是一定会涉及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供给侧改革不得不解决的问题，遇到的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举个例子，供给化开始以后，劳动力从哪里来？劳动力在西欧国家，农民、旧农民，因为农民在农田里头感到了自己的收入太低，他要寻找出路，就进城。大量农民的进城在西欧这是事实，农民进城是为了找工作，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中国从50年代以后，我们的户口就变成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是户口制度是二元的，城市是城市户口，农民是农村户口。

　　西欧没有这种情况，农民进城的时候老婆、孩子都带进来了，老婆、孩子都带进来以后，男的可以从事建筑工、修路工、采矿工等等重体力劳动，女的找不到工作，孩子在这个家庭中没有钱不能上学。

　　这个问题渐渐引起了社会的注意，一定要让女的也工作，有收入才能搬出临时搭建的棚户区，女的到哪儿找工作？这个在西欧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大问题。

　　怎么解决呢？有赖于缝纫机的发明和推广，这在经济史书里是有记载的，家庭妇女没法工作，缝纫机发明了，于是服装厂就开始了从手工的变成缝纫机大量的使用，只招女工，很少的男工只是缝纫机的修理者。缝纫机多了，缝纫机就便宜了，缝纫机便宜那些工人的家庭也可以借点钱、筹点钱买台缝纫机，妇女因为有孩子，不能都到工厂去做工，家里还有很多家务事，这样她们可以在自己家里承包各种缝纫业务，这就解决了就业。

　　所以第一个阶段，在西欧解决了家庭妇女问题，这样农民在城里变成了生活比较过得去，渐渐地就搬出了棚户区，其他的农民就顶上了，但其他的农民是来自何处，不是西欧国家本身的农民，而是来自北非、亚洲、东欧的农民。

　　后来又遇到了问题，就业人口还在不断增加，遇到了什么问题？用电，电开始推广了，电开始推广的过程中怎么办？不好办，他们说我们竞争不过那些使用电的工厂，你怎么可能跟他相比，但是没有想到电很快就普及、推广了，只要你通上了电，一插机器也转了，农民这个时候进城以后利用了电就办起了小作坊。

　　最明显的就是汽车修理行业，有汽车、有摩托车、要修理，修理要开小作坊，小作坊用上电了劳动率就提高了，渐渐的人就富裕起来了，就形成了蓝领中产阶级。

　　我在德国考察的时候就发现，蓝领中产阶级在斯图加特——就是生产奔驰汽车的地方，整条街都是修理汽车的。他们到这里来，不管现在是哪年的、什么型号的奔驰汽车，只要你说出它的年代、生产的型号就可以在自己作坊里头仿制成当时的元件给你配上去。这是技工时代，技工时代有电。所以两次经验告诉我们，就业问题可以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

　　现在又遇到了第三次就业的浪潮，第三次就业浪潮在什么关键时候，第三次就业浪潮主要是在这些新的互联网的出现，它带动了很多就业。就以中国现在来说，“11·11”很普通的一点，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量的销售，我们先不谈，增加了多少就业。

　　比如说快递员，快递员这种新的职业怎么产生的？他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全国的快递员有多少自备工具、自己参加某一个组织或者帮助你取得信息，哪儿有货，收货、送货，所以说对就业问题我们发展看来，虽然跟科学技术进步有关，比如缝纫机的发明、比如电的推广、比如网络销售的实现。还有一点，之所以这样，就是经济中需要一种新的机遇，就会产生新的就业。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对这些情况应该清楚认识。

　　政府应解决好诈骗问题

　　在供给侧改革实现过程中还有一个担心，物价上涨怎么办？物价会上涨，这一定是来自需求过旺或者供给不足，就要由市场自己来解决。市场感到困难的不是通常的物价上涨，也不是刚才讲的就业问题，而是诈骗的增加。

　　电信诈骗、购物诈骗，还有各种各样的诈骗，都是随着技术发展，这样技术发展以后就一定会产生有人盈利、有人受骗、有人甚至因此倾家荡产。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点，法治的进展是缓慢的，这么大量的诈骗到处在发生，为什么不好管呢？因为法律还不健全，制定一部法律、法规不是很严密的，经验要成熟，所以它始终是个较量问题，这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使所有的诈骗者能够伏法，使所有的欺诈行为能够受到打击，人们都有这种希望，这就看政府怎样使法治问题不断能够得到缓解。所以说，结构问题之所以重要关键还涉及到法制往往是滞后的，我们必须更加注意这样的事情。

　　观念的转变并不容易

　　第四个问题，供给侧改革的改革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供给侧改革因为跟结构调整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不要着急，应该把目标中的几个目标完成。

　　刚才讲到第一个目标，是要培育、发展自主经营、独立经营的企业，这个也不是简单的，“老字号”为什么不行，“老字号”之所以不行，是因为它以“老字号”固步自封了，我是“老字号”，酒好不怕巷子深。现在没这个情况，酒再好巷子深，购买很难，我不去购买，因为跟你竞争的家数很多。

　　“老字号”有它观念的问题，观念上我是“老字号”，现在看看，死守这个观念，“老字号”有几家现在还能够流行的。我们讲同仁堂，同仁堂人家改了，人家已经改成股份制企业了。全聚德烤鸭，人家也在改了，不断适应，外卖什么都有。“老字号”还有很多问题。所以这里讲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观念的转变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谈结构性改革，很多重要的观念是不是转过来了？不一定转过来。我们可以讲创新，创新的观念转变没有？你天天谈创新，你也从事了创新，但是你创新的观念可能还是旧的。

　　“企业家”这个名词过时了

　　“创新”这个词是熊彼特提出来的，100年前提出来的，熊彼特对创新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很多成绩。要不是他死得早，1950年就去世，他肯定是首批，不讲“首个”，首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诺贝尔经济学奖是6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

　　当时他谈的创新是工业化初期的创新，好多定义都不符合。比如说什么是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就叫创新？熊彼特的观点，对啊，当时工业化初期，制造业需要不断的生产要素的重组。

　　今天的情况不一样，100年了，100年前工业化刚开始，所以把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看成那么重要。现在更重要的是什么？信息的重组，有了信息的重组你就知道创新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才有创新。信息的重组是前提，生产要素的重组是以前发生的现象，现在并不重视它。

　　所以我们懂得这一点就知道我们的观念需要转变，供给侧改革一样需要观念上的转变，因为谈到创新问题，现在谈到创新又涉及到熊彼特的一个定义，“企业家是创新者”。因为企业家把发明家的许多成果拿来用到经济中去，这个观点在工业化初期是对的，工业化初期谈到创新的时候都知道，发明家的发明是实验室，要在经济中运用得靠企业家。

　　现在是这个情况吗？老早就不是这个情况了，现在的创新不一定是发明家，而是创意，先有创意，无数年轻人很活跃，他们在咖啡馆里、在会所、在俱乐部，或者吃饭的时候交谈，就在寻找创意。有了创意才有了创新，有了创新才有了创业，创意最重要了。

　　无数创意是谁搞的？不一定是实验室搞的，实验室里头也在进行，但更多的是大量的年轻人，他们在各种感觉中发明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这就行了，市场是可以创造出来的，市场的创造可以举一个案例，也是平时讲课的时候经常用到的案例。

　　什么案例呢？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了四个推销员来，让他们去推销梳子去，指明到和尚庙里去推销梳子。晚上第一个推销员回来了，“怎么样？”“一把没卖掉”，怎么一把没卖掉呢？和尚说，“我光头要梳子干吗”，一把没卖掉，那就坐着等等吧，看看其他推销员怎么推销的。

　　第二个推销员回来了，“销了多少”，这个推销员说，“销了好几十把”，“你真了不起，你能在和尚庙里销售几十把梳子，请问你用什么方法？”我就对和尚说“梳头是木头梳子的第一功能，但是梳子有第二个功能，你经常用木头梳子刮刮头皮，可以止痒、活血、名目、清脑、美容、养颜”，“还有这么多好处呢”，这样靠第二功能销售了好几十把梳子。

　　一会儿第三个推销员回来了，“销了多少”，他就说“我销了好几十百把，梳子都销完了，订单还有很多”。快谈谈你怎么在和尚庙里销了这么多梳子呢？他说“我仔细观察了，庙里的香火挺兴旺，庙里的香客很虔诚，磕头，香灰掉下来，头发就乱了”，他找到方丈，跟方丈说“庙里的香客多虔诚啊，你要关心他们”，“我怎么关心他们呢”“你每天每个佛堂前面放几把木头梳子，香客磕头起来以后头发乱了，就梳一下，头发上有香灰梳掉，这样香客感觉关心他们，不就越来越向往。”“对，有道理，就订购了几百把梳子”。

　　一会儿第四个推销员回来了，“销售了多少？”“好几千把，那点梳子不够，还有好多订单”。“你告诉我们为什么销售了这么多梳子？”“我直接找方丈，“你庙里经常有人给你捐钱？” “对！”“你得有礼品回馈给人家，木头梳子是最好的礼品”，方丈就笑了，“谁要木头梳子呢？”“木头梳子是可以写上字的，把庙里最好的对联写在上面，方丈的字写得也不错，留几个字，人家作为纪念品留下来，并且以后捐钱就更多了，给你送礼的也就更多了，你庙里去办事也更方便了，”“有道理”，订购了好几千把”。

　　四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问题？什么叫新产品，新产品不仅产品是新的，而且也包括旧产品有了新功能，新功能就是新产品。

　　你们大家都在用手机，十来年前的手机也许就一个功能，通话的功能，而今天的手机有多少功能啊，你们自己想想你的手机有多少功能啊，这都是新功能。

　　第一个推销员他不懂，一把都没销掉，第二个懂了一点，梳子有第二个功能，头皮痒痒。第三个就不一样了，他把木头梳子改换成了庙里关心香客的工具，因为这些香客我关心你们，每天早上有几把木头梳子放在那儿，供你们梳头、掸香灰，就变成关心香客的工具了。第四个推销员，他能够销售几千把，主要是改变了木头梳子的性质，木头梳子不仅是个木头梳子，而且是一个庙宇的品牌，是一张名片，是一个纪念品。

　　所以这就可以看出，市场是可以创造的，结构性调整一定要认识到市场是可以创造的，不是我们现在仅有的这些产品他们都有新功能，谁能发现新功能这就是创意，有创意就行。

　　跟熊彼特当初的创新概念不一样的，他当初的概念是：一个企业家必须要投资、要善于融资，找银行跑关系，找政府求低率信贷等等，这的确是熊彼特100年前工业化初期之前。今天不是这个情况了，今天主要是有创意，有创意以后一上网，资金自然就到了。现在是有资金就怕没有好项目，只要有好项目资金自然就到了，不像过去那样非要有银行的贷款筹资才行。

　　今天的年轻人跟100年前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100年前工业化刚开始的时候，是大量农民工进城，他们是没问题的，他们在当时情况下也不知道怎么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惟一的就是趁现在年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这种情况。他们的家属也就是当工人，缝纫机工人。

　　今天的年轻人不一样，今天的年轻人包括外出打工回来的，也包括那些在农村中出去打工，学会了一些技术，他们是真正的现代的年轻人。很多大学毕业生跟过去是不一样的，他知道社会在关心什么问题，他们在聊天中就发现了创意，发现了创意资金就多了。

　　所以中国整个速度在加快，现在我们这么想，谁能想到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什么样的？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现在能预料吗？那个时候人们还用货币、钞票吗？人人都有卡，就不再要钞票了，钞票就没用了。

　　人们的就业会像现在一样吗？只要有一台电脑，在家里上班，完全可以生活。到那个时候人们的消费方式会跟现在一样吗？也说不清楚。人们的就业方式也在变。还有企业家吗？企业家这个名词是过时的名词，真正的企业家，熊彼特时代，因为那时工业化开始，现在尤其不一定是创新者，是既得利益者，要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

　　大量正在涌现出来的年轻人，他们现在不是企业家，但是将来可能是比企业家更有影响的人。一个新领域的发现者，领路人。结构性改革能够起作用，一定要依赖大量年轻人，大量的年轻人在探讨寻找新路子、寻找产品的新功能。 

　　次优选择下的消费

　　第五个问题，需求方面还需要做什么？我们说需求和供给跟供给的效果一样的，只是作用在不同方面，就是一开始跟大家讲过，是种互动的关系。但现在的消费也在变，看不到现在消费的变化你是不好判断的。

　　以前消费是遵守古典经济学的原则，古典经济学什么原则呢？最优原则，消费，我以最小的价格能够买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成功了。但现在变了，因为从西蒙开始，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就提出有限的理性。理性是有限的，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基础上，人人都是理性的，所以他有最低的成本、最大的满足、最大的收益。现在人经过西蒙，最优是做不到的，人们能够做到最优吗？信息那么多，你能做到吗？

　　一个女同志去买一件披肩，你要知道买最优的，你得把全北京的，先不谈外地的，全北京的大商场了解的，能够一家一家看，能够记录下来哪个是最好的，等你做出最好的你的成本已经高了，等你再去买已经卖掉了，所以不是最优的。

　　人家习惯中是次优选择，次优就是一个现实的人，现实的人就是次优选择。你到商店里去买针，跟售货员说我买针，一盒针拿出来，你挑吧，我要一个最尖的，你自己挑啊，你要挑，得拿放大镜去，你有那么多时间吗？你愿意耗费这么多精力吗？就算你把这盒针挑完了，哪个是最优的呢，所以一般都是次优选择。挑针，第一针一看不太直，放那儿了，第二个不太尖，第三个行了，第四个以后就不看了，我费那个劲干吗。

　　所以人们见到女同志买时装回来以后，说怎么样？没有一个说我是最满意的，是凑合，次优选择。所以消费几十年都在发生变化，并不是我们所遇到的最优选择，这种情况下你对需求能够做出判断吗。

　　今年的“双11”比去年的销售量大，你敢保证明年一定比今年大吗？也许比今年大。再过若干年是不是有新的形式出来？既定诈骗增多的话，会有这么情况吗，法律又没有根治，所以种种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消费值得重视，但消费已经跟过去传统消费不一样了，理性人的消费不存在了，因为最优没有了，人们存在什么样的消费呢？就是次优选择下的消费，就是现实生活中人的消费。

　　第六个问题，宏观调控作用怎么理解？在新常态的过程中，不能没有宏观调控，但在宏观调控应该分两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层次，就是宏观调控是为了物价的稳定，这是最早的。因为货币流通量是重要的，你要知道货币流通量多少，必须让它跟经济增长率相配合，所以宏观调控在货币流通量多少，如果货币流通量多了就会发生新的情况，新的情况是什么呢？新的情况就是指在经济增长率的允许下发行多少。实际上证明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因为把经济都捆死了，很多因素在变化，人们如果是死守着按经济增长率控制货币流通量，最后没有通货紧缩的，通货紧缩的害处比通货膨胀还要大。

　　所以这个问题要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现在在中国要谈主要是谈三个问题，宏观调控，第一，重在预调，发现苗头做在前面。第二，重在微调，不要大幅度波动，让它微调。第三，结构性调控，有重点、一贯式的调控，而不要像过去大水漫灌。过去已经吃过亏的，大水漫灌的好处是浪费了资金，滴灌，精准扶贫就是滴灌的表现，一定要做到这样。

　　我们在贵州调研，我之前是毕节地区扶贫的专家组组长，后来是总顾问，就发现毕节能够走到今天跟宏观调控思想有密切关系，首先重作规划，山上人要下来，山上人下来不愿意下来怎么办？盖几套房子在那里，你下来住试试看，是不是比山上好，这样慢慢推下去了。不然不符合他要求，下山以后又跑到山上住了。我们问你干吗跑上去？他们说住那个楼一点都不舒服，也不能养鸡，也不能养猪，我小孩每天吃蛋从哪儿来。所以一定要精准扶贫。      

　　现在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悄悄的人力资本革命。农民工返乡是巨大的人力资本更新的表现，现代的农民工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我在陕西考察，为了保证北京、天津用水的安全，汉江边上新建了丹江口水库，汉江水就流进了丹江口水库，为了保证这股水是清的，所以沿汉江两岸不准使化肥、不准撒农药，最好不要种稻子，种稻子可以用有机肥料，不能用化肥，不能打农药。

　　汉江这个边上好多县，其中一个县叫西乡县，它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种粮食就不种粮食，我这里地有，多得是，我把所有的开发出来种茶树，因为它是全国富硒茶的最好生产地。一听说家家不种粮食、不用化肥改种树了，在外打工的都回来了。

　　回来干吗呢？在外头打工老婆、孩子都分离，家里头没人照顾，父母也老了，赚两个钱还不够路费的呢，还不够回家送礼呢，回来干吗？种茶树，茶叶不施化肥、不施农药，精心的照料，种茶、收茶、摘茶、加工一条龙，劳动力还不够呢，这些劳动力都成为优秀的茶叶工人，这个问题解决了。

　　另外一个县叫洋县，有一种濒临灭绝的飞禽朱鹮，建保护区，让它繁殖，这么多年以来，朱鹮已经有200多只，成为了旅游点。朱鹮这种动物有个习性，终身只有一个配偶，如果这个配偶死了，终身不再有第二个配偶了。结果洋县变成了附近很多县还有外省的人办结婚典礼的地方，要学朱鹮忠贞不渝，特别礼拜六、礼拜天来度假，有的年龄比较大了，过金婚的、银婚的都来了，把旅游搞起来了。

　　所以路子有很多，在中国的宏观调控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就是精准扶贫。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发扬创新精神，不管熊彼特的观点在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但是熊彼特提出创新，一直在为创新论述，这是可贵的。熊彼特时代发明了“创新”这个词，到现在全世界认为，20世纪过去了，20世纪留下的最精彩的经济学术语是什么？就是创新，其他的经济术语过去了都不用了，但是创新留下来了，所以不能忘记创新的精神。我们现在对于创新要更加加大保护力度，要更加使得供给侧改革在创新之下能够取得进展。

　　上午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