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笑笑的家里很乱，爸爸于建军在房间的不同角落放了好多筐子甚至盆子用来盛书，14岁的女儿到哪手边都可以拿到中外名著或者名作家全集。墙面几乎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上面画满了数字和几何图形。

　　17岁男生韩百川的房间也差不多，大约一米五见方的学习桌像一个小型实验室：两台电脑、一台ipad、一个画画用的数位板、摄像头、耳机、麦克风、漫画草稿、几本书，还有拆开的电器组件。

　　与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往学校赶的大多数中国孩子不同，他们“在家上学”。一年级退学，除了中间短暂复课，于笑笑已经在家学习7年。韩百川初一离校，也已回家自学5年。

　　对他们和他们的父母而言，家的意义远远不只是休憩的港湾，更是一个探索新教育方法的乌托邦。这批特立独行的小众家庭，在通往各自理想教育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尽管他们奋力挣扎，但大多数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结局。于笑笑和韩百川是其中难得的坚持者。

　　“就像赌博一样”

　　韩百川的决定很突然，刚上初一不久，他就向家人提出想要回家学习。他的理由只有一句话：“学校作业太多，我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他喜欢的事是中学教育中没有、高考也不会涉及的绘画和编程。

　　母亲听到以后的第一反应是反对，“学习好好的，为什么要退学？”韩百川从小成绩优异，小学三四年级曾考过年级第一名，所以即使身处高考大省山东，妈妈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儿子能够考进一所不错的大学。

　　韩百川的妈妈由爷爷奶奶带大，娇生惯养，从戏曲中学毕业以后就进入社会工作。她对儿子的管束一向宽松，韩百川从小都是自己挑衣服。“父母有了孩子其实就是大孩子带着小孩子一起过日子，都要成长。”她谈吐温文尔雅，语气谦和。

　　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一家人心平气和地讨论了几天，虽然有种种担心，看到儿子意见坚定，她同意试试。“既然他已经不想上学了，逼着他去学校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干脆冒一次险，就像赌博一样。”

　　比韩百川退学更早两年，安徽省一年级小学生于笑笑被爸爸领回了家。于建军是大学老师，他所理解的少儿教育是健康、自然、快乐的，所以小学之前他没有让女儿学过任何书本知识。

　　然而大环境残酷，升学竞争激烈，孩子的起跑线越划越早，于笑笑一上小学发现班上同学大多早就补习过数学和英语，她成了“学渣”，在第一学期末的考试中，数学成绩年级倒数第一。

　　老师把于建军叫到学校，脸色难看，数落他作为家长不负责任。于建军很气愤，“现在的老师怎么这样？”因为成绩不好，拥有幸福童年的于笑笑上学以后变得自卑、压抑，承受着老师的训斥讽刺和同学的瞧不起。

　　于建军记得女儿那段时间情绪很差，经常哭闹不想上学。“学生好像成了老师的奴隶！”于建军说，他决定让女儿回家上学。

　　2006年前后，作家郑渊洁在家教育儿子郑亚旗、上海读经私塾“孟母堂”被官方取缔等新闻引起舆论关注，在家上学进入公众视线。经过几年酝酿发展，越来越多中国家庭开始尝试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方法。2013年，民办非营利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中国大陆约有1.8万名学生在家接受教育。

　　“黑暗中摸索前行”

　　退学以后，韩百川很兴奋，不用再应付作业和考试，所有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他丢掉学校的教材，为了学习编程，拥有了第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爸爸送他一本关于计算机语言的书，他一点一点自学，起初不懂的地方还会问爸爸，后来就完全利用网络论坛向达人请教。不多久，他就学会了用编程列数字列表、画几何图形。“每次用电脑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都伴随着成就感。”

　　韩百川刚回家的时候，妈妈对他自学的效率和成果持观望态度，会规定他每天的学习时间，根据他的兴趣帮他安排学习内容。经过半年左右的尝试，看到儿子很充实，“一直都有长进”，她的顾虑逐渐打消。

　　韩百川喜欢画画，从幼儿园开始每天都画，画完工整地写上名字和日期。退学以后，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画画中，妈妈被他的专注打动，相信他能够掌握自己的方向。韩百川在《同意放弃学籍》的文件上签了字。

　　于建军带领女儿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依然学习教材上的内容，只是自己来教，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他今年46岁，农村家庭出身，读书的时候还没有学习压力的概念，他记得小学时每个学期末，老师都是在黑板上出几道题作为考试，没有统考，更没有排名。

　　对比女儿遇到的问题，他觉得“现在的孩子身心俱疲，没有学习的兴趣”。

　　于建军说话声音不大，性格内向，不善社交，但是一讲起教育方法就会滔滔不绝。他从师范大学读研开始关注教育，认为“阶段性考试割裂了知识点的内在连接，一步到位的学习法剥夺了孩子探索的权利”，学生都是被动学习，所以效率低下。

　　把女儿带回家以后，他把考试卷和习题册都收起来，“语文和英语就让她自己读书，读她喜欢的，一开始妈妈陪着她，告诉她不认识的字词什么意思，等她会查字典了就自己看。”

　　于建军每天花一个小时给于笑笑讲数学，不是正襟危坐的课堂形式，而是一起靠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讲故事。“你今天出门遇到一只小花狗，狗狗一直跟着你让你给它买吃的，你只有十块钱，一个烧饼两块钱，能买几个烧饼啊？”他把四则运算编进天南海北的故事里，“孩子是很单纯的，她听故事听得开心，很愿意动脑子想。”需要演示计算的时候，父女俩随手就在墙上画。

　　韩百川和于笑笑的两种学习路径远不足以反映在家上学家庭的选择。离开体制，孩子回家以后学什么、怎么学、未来发展等关键问题取决于家长的价值观和知识水平，因此千差万别。

　　石磊是江南大学设计学院研究生，正在主导进行一项关于中国“在家上学”现状的科研项目。通过中外数据对比和案例分析，他认为中国的在家上学还处于“启蒙前阶段”。美国的在家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在各州均已合法，逐渐建立起了与之相匹配的社会认可度、社区支持和资源共享体系等。相比之下，中国在家上学的孩子和家长还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你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吗？”

　　韩百川刚回家的时候，同学常来家里找他玩。有一次他严肃地和朋友谈到理想，“你将来想做什么？”韩百川问。

　　“抢银行。”对方却完全当作一个笑话。他觉得自己和同学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同学们的父母知道韩百川退学，也让孩子远离他，不要被他影响学习。

　　“你觉得孤单吗？”

　　“孤单啊，”他一边笑一边回答记者的提问，显得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但是因为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所以也很充实。”

　　妈妈担心同龄人交往的缺失会给他的性格造成影响，鼓励他多参加社会活动，与人交往。他曾经在一个自驾游营地实习，帮忙管理网站，设计logo。这一个月的实习对他意义非凡，看到了一个公司是怎么组织和运营的，“真正打开眼界了”。

　　2013年底，14岁的韩百川到上海参加同济大学Fablab(开放实验室，类似创业孵化器)实习生计划，他跟大学生一起做产品、组建团队，上海丰富的资源和开放的氛围令他兴奋。回到济南，他想把Fablab模式引进山东，联系山东大学老师、寻找众筹团队，还在2015年参加“首届泉城创客路演”，得分在8个创业团队中位列前三。

　　韩百川说他想创办Fablab很大的动因是能够在那认识朋友。路演之后，Fablab项目拿到济南市科技局投资，目前空间已经布置好。但是因为与各方合作，有条条框框的限制，没有达到韩百川最初想像的热火朝天的效果。

　　在社会活动中，韩百川认识了很多大学生甚至企业家，因为志趣相投总能相谈甚欢，活动一旦结束回到家中，他又只剩下一个人。他加了一个全国在家上学孩子的群，提出线下聚聚的提议，响应者寥寥。“他们虽然在家上学，但大多数还是会参加高考或者出国考试，没有时间。”

　　“那你现在最好的朋友是谁？”

　　“知心朋友的话，暂时还没有。”韩百川憨憨地笑。

　　于笑笑从六年级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奇怪，她住在大学里的家属院，一起玩的小朋友都要上学，让她对曾经讨厌的学校也生出了向往。她不知道学校是什么样的，她想跟同学们一起学习，她想试试爸爸教给她的知识在学校能考多少分。

　　于建军清楚没有玩伴是孩子在家上学没法避免的问题，他同意让于笑笑初一复课。回到学校的第一次考试，于笑笑的分数让周围人震惊，年级四百多人中排前三十。

　　但是于建军依然无法认同学校的教育方式。有一次听写，于笑笑错了几个单词，老师让把每个写错的单词抄一百遍。看到女儿本来作业就很多，还要熬夜抄单词，于建军给英语老师发了一条短信：“你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吗？”

　　“都说百年树人，学东西哪能每天考核，把人逼疯了。”平时于建军看到女儿写了错别字，都很少指出来，“她慢慢地看书多了自然就写对了。”于笑笑在家上学的时候，每天晚上十点睡觉早上八点起床，睡眠充足一整个白天都精力旺盛，于建军最见不得小小年纪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初中二年级，他再次以病假的名义把于笑笑带回家。

　　“主观想像与现实路径”

　　于建军对自己的教育方法充满自信，于笑笑的思考习惯和自学能力已经培养出来，初中加上物理和化学也不觉得吃力，他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课本串讲一遍，然后每个科目选一本练习册让女儿慢慢做，有问题再问再讲。

　　语文和英语仍然依靠读书，“文学是关乎人格人性的，不该去做那些割裂的习题。”同时于建军想利用这些名著为女儿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如爸爸期待的一样，于笑笑正直、是非分明。
　　然而在为数不多的社会经验中，这套价值体系反而带给她困惑。在与同龄人的交往中，她显得不太合群。最极端的一次，学校为了全市排名在统考中纵容了作弊行为，同学们不以为意，只有于笑笑难以理解。于建军也没法给出很好的解释，“社会不是完全理想化的，别的孩子每天凑在一起玩儿，更世俗一点。”于笑笑的是非观从书本中来，难免受到现实的挑战。

　　于建军能体会女儿的困惑，他本人同样无法理解现实中的某些现象，因为这种焦虑感，甚至常常失眠。他也担心女儿不懂人情世故，长大走向社会会不会碰壁，“但是我相信随着法制的健全，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

　　在他的预想中，于笑笑会顺利通过高考进入一所好大学，学一个实用一点的专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是他从来不轻易向人推广在家上学，“在学校还有很多老师、同学可以作为缓冲，回家以后家长是教育的唯一决定因素，如果家庭不和睦或者父母三观不正，孩子就彻底毁了。”在于建军看来，在家上学只是一个替代手段，“关键还是要解决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家长大多是认为现有教育不能满足孩子成长的需要，但是仅仅带回家是不够的，对教育的不满和自己能做好教育是有差距的，“怎么从主观想像到现实路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要贸然选择。”

　　“打破常规是种有益的尝试”

　　刚退学的两年，韩百川沉浸在自己摸索出的“实验学习法”中，以实验需求带动理论知识。比如想做一个电路或者单片机，就学相应的物理知识，想要顺利阅读英文材料了解机器语言，就学英语。跟学校学习比起来，他觉得自己更有目标。

　　但是时间久了，问题暴露出来，没有老师的指导，很难建立起系统的知识和严谨的学习体系，他动了回学校的念头。但他又觉得学校作业压力大，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试图通过看基础科目的网络公开课，来解决知识体系不系统的问题。但没有老师指导，过程很艰难。

　　韩百川认为在家上学是个不得已的选择，“如果有学校支持学生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一定会去上学。”他说，因为放弃了国内学籍，他目前没有上大学的计划。

　　储朝晖调研发现，目前中国在家上学的孩子大多对未来发展没有明确的规划。他说，西方国家在家上学的孩子也是相对少数，“不超过10%”，也面临与大的教育体系顺畅连接的问题。“在家上学付出的成本比学校教育要高，现有的公立教育体系虽然单一，但是便捷有效。”

　　各类讨论在家上学的QQ群里，随处可见实践失败的家长焦急地寻求帮助。东北的一位妈妈孙智莹在儿子二年级下学期把孩子带回家，之后尝试了不同的学习方法，三年后孩子极力要求回学校，说自己不想做与众不同的孩子。“我也不想让孩子这么煎熬，只好同意了，”为了回学校，一家人陪着孩子努力补课。

　　孙智莹不认为这是失败，她觉得打破常规是种有益的尝试。很多在家上学的孩子和家长在经历了退学、在各类名目的新学堂试读、回家自学之后，最终迫于学习效果、缺少同龄人交往或舆论压力等问题不得不返回学校，真正能坚持下来的只有凤毛麟角。

　　这个过程中，家长们勇敢甚至一意孤行，他们想打破现有模式找到新的可能，但又不得不受到自己的能力和观念的限制。

　　“目前教育单一是事实，多样性是一个目标，但并不是说所有存在的就值得追求。”储朝晖举例说，十多年前浙江一带推行国学教育，读四书五经，现在孩子成人了，不具备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技能，“他们大多留在当地农村劳动，但是因为农耕技能缺失，体力也跟不上，所以农活也干不好，那种失败感是很强的。”

　　17岁的韩百川还没有经历过失败，因为创建Fablab的经历，他的创业热情被点燃了。相比于同龄人喜欢做的事，他更喜欢聊他的项目：人工智能、网络监测系统、像素风格游戏。这个即将18周岁的男孩，沉浸在创业梦中。

　　他勤奋、自律，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学习、运动、画画、找项目，他信奉一句话“思想要自由，行为要管制”。

　　回忆起来，韩百川好像没有经历过青春期的叛逆不安，只是前阵子他总是会不自觉地陷入失落的情绪，“可能是对未知有点害怕”。

　　但是他不愿意过多渲染这种困惑，“我觉得还是因为幼稚”，他语气腼腆，难得的像个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说，“长大了就好了。”

　　因让于笑笑在家上学，于建军饱受质疑，同事邻居都不理解，劝他不要耽误了孩子，单位领导找他谈话“你家孩子现在看起来不错，未必将来就会好”。他至今没有告诉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想等女儿考上大学以后再说。某种意义上讲，到那时，他就解脱了。

　　(应采访者要求，于建军、于笑笑、孙智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