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凸显，明天谁来种地？当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和资源硬约束的“地板”日益趋紧，谁能种好地？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副校长刘天金表示，在当前农业形势下，迫切需要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把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

谁能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吸引“新农”，提升“老农”，打造高素质农业生产队伍

    戴着黑框眼镜，一身入时装扮，来自安徽省铜陵市的钱昕是一名新型职业农民。大学毕业后，他选择返乡创业，建立了向日葵生态农业公司。虽是务农新手，但谈起自家农场时头头是道：“我流转了1000多亩地，主要种水稻，最近价格稳定，效益不错。而且当地给予大力支持，水电路基础设施配备齐全，实现了旱涝保收。”

    农场规模不断壮大，钱昕有了新想法。“城里人对健康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我从山东寿光请来专家，种植无公害果蔬，还发展休闲农业，吸引更多人来农场采摘、游玩。”

    “认定为新型职业农民的过程很简单。”他说，经过遴选、考核和回访，合格后就能领证。有了新身份，参加了不少培训，不仅得到悉心指导，还能开阔眼界，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批“戴眼镜”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正在涌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成为“新农”。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介绍，据对2015年申报的1.3万名青年农场主统计，大专以上学历超过三成，整体素质高。年轻人把新技术、新理念带到农村，为现代农业注入新鲜血液，他们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验丰富的“老农”也是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吸纳对象。宋孝印来自山东菏泽曹县，是一位种地老把式。今年以来，玉米行情低迷，当地的农民受损不少。他和山东农科院合作实验“4+3”种植，即4垄花生加3垄玉米

    “经过测产验收，每亩玉米产量1000斤，花生300斤。玉米每斤7毛钱左右，花生每斤能达到2.7元，算下来每亩能够增收500元以上。这让我意识到种好地还得靠科技。”在宋孝印的带领下，这种模式在当地得到推广。

    2013年，经过当地农业部门的推荐，宋孝印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俺种地在行，符合‘职业’标准。要成为‘新型’，还得多多参加培训，了解农业新形势，接受新理念，不断提升自己，更好地发挥带头人作用。”

    根据农业部要求，新型职业农民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人为培育对象，分地区、分产业、分类型遴选，并建立个人档案。张桃林介绍，“十三五”期间，一方面实施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利用5年时间轮训一遍，每年培训100万人。另一方面实施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年龄在18—45周岁之间，每年培养1万名青年，形成一支创业能力强、技能水平高、带动作用大的青年农场主队伍。

新型职业农民有哪些需求？
瞄准技术指导和市场服务，加快构建支持体系

    作为探索现代农业的先行军，新型职业农民有不少烦恼。

    来自四川巴中平昌县的李敏是福盛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种植了1000多亩的玉米。最近，李敏在谋划转型，“单单种植玉米的效益并不高，当地山多，地块破碎，难以实现机械化，人工成本高。”

    李敏发现，当地超市卖的黑豆多是外地产的，他决定种植黑豆。此外，李敏还准备成立酿酒厂，发展红高粱深加工。

    种植新品种，难题不少。“选种是大问题，当地种子品质不太好，也不敢随便在市场购买，害怕不符合水土。农业部门提供了优质种子，希望以后能多提供技术指导。”

    “90后”许世英是湖北黄冈一家蔬菜大棚的总经理。创业初期，他每天为资金发愁，听别人说返乡创业有补贴，赶紧去打听，跑了好几趟，一无所获。

    许世英参加了当地的青年农场主培训项目，“蔬菜设施农业的补贴条件要求规模达50亩以上，而且政策侧重补贴粮食生产。学习时间不长，通过老师详细讲解，我找到了补贴政策和产业发展的结合点。如果培训班能发挥农民和政府的桥梁作用，多反映我们的困难，制定更能反映农民需求的政策就更好了。”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余亮彬深有感触：“学员们普遍遇到投资迟迟不见效益的问题，不少人开始打退堂鼓，我们及时提供了产业形势的课程，帮他们提振信心。”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让农民告别传统的“身份”称谓，从事体面、令人羡慕的职业。但他们的产业规模大，承担的自然和市场风险也大，对技术指导、政策扶持和市场服务的需求强烈。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说，各地可出台针对性强的帮扶措施，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一程。“再过10至20年，新型职业农民将是现代农业主要依靠的力量，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的政府支持体系，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农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

如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加强农广校建设，完善遴选、培训、追踪服务等环节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健全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体系，定向培养新型职业农民。2012年农业部选择100个农业县开展试点，到2015年已扩大到487个县，形成了以农广校为主体、多方参与的“一主多元”教育培训体系。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是一项系统性事业，包括申报遴选、教育培训和追踪管理等。各地农广校都在不断探索，也面临亟待解决的一些新课题。”刘天金说。

    有的地方存在农民报到率不高、参加培训积极性不足的问题。黄冈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学院承担了一项青年农民培训，开班后报到率不高。一方面，部分青年农民的技术比较成熟，文化水平较高，参加培训的需求不强。另一方面，创业培训分为理论和实践环节，周期长，有的还要到外地，学员无暇顾及。

    刘天金认为，提升培训项目的含金量，才能增强对学员的吸引力。首先要以农民需求为核心，鼓励学员自主申报，避免行政指派。其次，将培训与解决问题相结合，对接相关职能部门，提升培训的实用性。黄冈市农业广播学校探索与各行业部门、科研机构对接，联合培养，提升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在教育培训上，存在教学内容简单重复、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刘天金说，农广校承担全国一半以上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但有些地区的农广校在机构职能、教学条件、师资队伍等方面还较为薄弱。

    刘天金说，未来要加强农广校的队伍建设，建立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选择科研院校、大型企业的专家合作，创新培育方式，改进教学内容。另一方面，聚合多方资源，鼓励高校、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多方力量参与到培育工作中。

    黄冈市农广校校长陈中建认为，接受培训只是起点，在创业中会遇到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这需要与农广校等机构建立起长期联系机制，及时获取技术、市场和政策等信息。

    “后期跟踪能力不足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学员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二是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欠缺。靠培训机构单打独斗，常常有心无力。”陈中建说。

    张桃林说，2012年至2016年，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做出了部署，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作格局基本形成。期待各地农业部门继续支持农广校各项工作，使农广校成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专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