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称，在中国的“朝圣地”中，小岗村是与众不同的。小岗村曾经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方之一，如今在果园和麦田之间矗立起了一座水泥大门，上面写着“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一条笔直、平坦的道路直通村里。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25日报道，中国支持农村土地流转创建现代化农场，但也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明显的矛盾揭示出了中国土地政策的核心问题”。

　　报道称，如今，中国农村正站在十字路口。集体耕种在3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约有7亿中国人放弃了种地为生而进入城市，留下年迈父母继续在数百万块散地碎田上耕种——通常依靠纯体力劳动。

　　中国需要更少数量但更年轻的农民、更少数量但更大规模的农场，来供养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的13亿人口，同时也需要为数以千万计的农村老龄人口提供支持，小岗村提供了多种截然不同的实现这些目标的模式。“二三十年后，谁还会去种地？”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郑风田教授称，“再过十年，就没人种地了。”

　　报道称，那些“倘若在城市里的工作干不下去了，农民工还有土地作为依靠。”的想法已经过时了。资金短缺的地方政府征收土地后再转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工厂主、甚至农业企业，而农民对此毫无防备。在中国快速完成工业革命后，多达1.2亿农民工已无地可回，35岁以下的农民工多数没种过地。

　　“如果没了土地，一个老农民的心就没着没落的。但我的儿子却完全不同。他甚至不知道什么庄稼该种到哪里，”一位曾经的农民表示。

　　尽管中共赞许小岗村村民分田到户的举动，但是政府拒绝将农村土地所有权合法化，农民不能随意买卖土地。一些人认为，之所以实施这些限制，是因为如果农民可以买卖土地，会有太多农民出售土地，可能导致数百万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

　　村民的商业头脑

　　报道称，许多小岗村人到沿海工厂打工，杨玉兵就是其中之一。6年后，他“厌倦了打工”，回到了家乡，他或许展现了中国未来土地整合的一种模式。

　　除了属于大型国有农场的大片经过开垦的“荒地”以外，农村土地在法律上由村集体所有，实行家庭承包。他们拥有30年使用权，平均拥有6-10亩土地，通常分割为5个或以上的独立地块。杨玉兵与多个邻居签署协议，购买了后者的土地经营权，种植了28英亩谷物——中国政府在2008年允许土地经营权流转。安徽省近半农地通过这种方式“租了出去”，但杨玉兵表示，要实现机械化耕种就需要有更大规模的农田。他说：“未来，土地有必要整合到少数人手里。”

　　支持土地所有权的改革人士认为，随着他们的邻居日益年迈而无法劳作，像杨玉兵这样的农民将会逐渐扩大规模。中国科学院（CAS）的农村问题专家黄季焜估计，在全国范围内，5%的农民耕种着20%的土地。

　　报道称，但存在一个问题。杨玉兵相信，种植33英亩以上土地就得雇佣工人和租用设备，但他对土地的控制很弱。他的邻居可能会向其他人出租经营权，或者土地在30年经营权到期时被重新分割。

　　经营权流转每年只需要花费大约92美元/英亩，因此与买地相比，这种机制允许杨玉兵和他的邻居们用更少的资本整合更多的土地。这很不错，因为他们没有很多资本，原则上农民可以向农村合作社贷款。最近的改革允许银行以累积的土地权利作抵押放贷，但在实践中，农业企业规模小，而且缺乏正规经营经验，这让银行往往不愿发放贷款。

　　訾庆顺是中国新一代农民中的一员：资本企业家。他在中国创建大型农场的想法被心急的官员所青睐。

　　訾庆顺表示：“农民需要被慢慢地赶出来，成为劳动力的来源，”解释了像他这样的商人为何要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他倾向于雇佣那些“流动收割队”的农村劳力，而不是将土地租给他那里当地老人。那些“流动收割队”队员每天的工钱更高一些，但往往技术更为熟练。

　　他说：“中国农业发展刚起步。它需要由企业而非政府推动。就规模和规划而言，美国的昨天或者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社会主义新农村

　　报道称，“资本企业家”利用集体土地开办农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满足了国家建设更大农场的目标，也为身体虚弱无法耕种的年长村民提供了虽少但稳定的收入。

　　出租土地的收入、较为轻松的工作，以及“那块地依然是我们的”这种想法赢得了圣田的雇员张立昌的支持，他极为传统的父母高兴地签字同意把他们的土地出租给訾庆顺的蓝莓农场使用。“这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他回忆“如果是要失去土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像訾庆顺这样的企业家可以直接和村集体就更大片的土地协商达成多年合约，以实现规模效应。但从更长期来看，他们受到无法获得直接土地所有权、负有持续支付数千块小块土地的租金的义务等限制。訾庆顺说，他的桃树林是50年投资，远远超过他承包的30年土地使用权的期限。“这让我感到焦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