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注已久的网约车新政终于出台。整体上看，此次新规，制定了新的运营车辆类别，把网约车车辆的报废里程提高到60万公里，为私家车参与分享经济留下了空间，肯定了网约车的合法性，长久以来的争论尘埃落定，是李克强总理多次呼吁的分享经济在中国的一大发展。

    此次新政是大的改革力度与稳定的双赢。
 
    长久以来，让政策制定者犹豫的是，改革力度太大，对既有利益伤害太大，会引发抱怨、对立，影响市场，具体到出租车市场，会引发群体事件。不过，实际上，新技术与市场已经不等政策，已经事实上改变了中国的出租车市场格局。在很多城市，网约车虽然没有最后的一纸凭证，但已经大量的存在。比如，此次北京大暴雨，打不到车的抱怨已经很少了。从这个角度上，在这一领域，改革力度越大，反而对现实的改变越小，风险越小。

    此次新政，是中国模式理应呈现出来的优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步实现技术赶超，中国接下来不仅仅是面对成熟的技术转移，而是要面对不确定的创新与产业提升，“中国模式”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创新，是否能做好新结构经济学所说的“因势利导”？

    理论上，中国模式的优势在于压低协调成本，促进交易的发展。这些能力如果能应用恰当，在中国，创新应该更加顺利。比如，在欧美国家，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工会就是Uber等智能出行创新的阻力，那么，没有工会的压力，相对已经非常明确可行的“互联网+”的新趋势，产业升级应该更快，更顺畅。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说：“我们过去常说，在信息尤其是互联网领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现在，我们很可能就站在这样一条起跑线上。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优势。”

    此次新政，把滴滴、易到这样的公司，从基层管理者的权柄下解救出来，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去改善产品，甚至走向国外。某种程度上，中国模式能否处理好新经济、“互联网+”对传统商业模式的冲击，不但关系到在未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能否走出去，更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提升。

    此次新政，是自下而上的“边缘改革”的胜利。

    边缘改革，一直是推动中国过去30年重要改革的真正力量。这种边缘改革，首先是底层个人、企业自发的进行改革，然后这种自下而上的，有利于改善劳动者和微观生产积极性的体制探索，得到中央认可，并自上而下的在全国范围的推动，土地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是如此。

    这就意味着，简政放权，不光在于由上而下的改革意愿，更在于由下而上的权利生长。所谓的边缘改革，换个角度，就是尊重市场的首创精神，更多的倾听民间的呼声，让民众更多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

    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新规还是有一些旧的管理体制的痕迹，比如县级的许可，人为增加了企业的行政审批成本。这实际上向县一级的相关机构输送了大量的寻租空间。今后如何防止权力寻租，是相关领域高层部门的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