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知识老年下乡，难于上青天

文/童大焕

学者卢麒元先生日前在其博客上写下雄文《知识老年上山下乡》，认为中国近30年来，放任市场安排的人口流动和资本流动，使将近2亿农村精英和主要的农业资本撤离了农村。人才和资本的单向流动，使本就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政治经济矛盾愈加突出，农村的管理组织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现在的农村人口状况，根本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完成现代化转型。

另一方面，中国城市超过1亿人口处于退休状态，他们当中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拥有中国农村殷切需要的所有资源。应该让知识老年上山下乡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鼓励退休知识分子建设新农村，享受大自然，带动知识、管理、信息、关系、资本等一切要素反向的流动。“如果能够组织百万退休知识分子志愿上山下乡，农村的组织结构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能够动员1000万城市老年人到乡村去生活，将为乡村带来巨大的就业和消费。不要让农村的居民像候鸟一样远离他们的土地；不要让城市老年人封闭在钢筋水泥森林里。让中国人口反向流动起来，这种流动带给农村的资源，将超过100个一号文件。”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和观察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乡村沦陷问题，根源就在于知识人才和资本单向城市化，城市成了农村的抽水机和吸管，形成城市如欧洲、农村像非洲的局面。在近30年的城市化浪潮中，也有一些进城打工、创业的农民以衣锦还乡之姿回乡盖房、创业，但与大规模的资源城市化流动相比，只是一个小小的支流。更重要的是，仅有资金和技术的部分回流而没有高级知识、管理等社会更高层次文明的回流，农村组织、管理、文明的荒漠化、粗鄙化发展势头难以遏止。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我并不认为是卢麒元先生所说的由于“放任市场安排的人口流动和资本流动”，而恰恰认为是过度的政府管制导致市场化程度不够、不彻底所致，是城市要素资源市场化而农村要素资源非市场化所致。一方面，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阻碍农民顺利成为“城里人”的同时，也在阻碍着城市居民成为“农村人”。

现有的城市知识分子，三代以内多数都是农村人，但他们通过高考、参军等形式获得城市居民“粮票”以后，回乡的道路就基本被户籍制度切断，中国乡贤“告老还乡”的传统自此终结。回不去的户籍，再加上与户籍挂钩的选举制度，知识分子即使回乡，也无权参与当地公共事务，至少在法律程序上是如此。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严格禁止城乡之间宅基地和房屋交易的政策，也在客观上阻碍了知识分子回流。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最活跃的过去这十数年间，中国农村的住房和宅基地却被严厉排斥在市场之外，城乡居民之间在农村的住房交易被严厉禁止。这不仅导致农村房屋价值被严重低估，而且使城市居民回乡获得更好的居住条件、与青山绿水为伴的美好愿望落空。此外，不合理的公共医疗资源安排，使大量公共医疗资源向城市集中，形成“全国人民上协和”的不公平局面，也使得有大量医疗需求的知识老年不敢轻易下乡。

“溪水正急于奔向大海，浪潮却渴望重回陆地。”知识老年叶落归根，告别城市的喧嚣与纷乱，回到青山绿水间，在享受宁静的同时，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社会关系以及道德表率，造福乡亲，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符合人性需求，也是中国文化、文明的重要传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五个层次的人类需求”理论，那些愿意告老还乡的知识老年，基本上都已经告别了较低层次的生理、安全、社交等需求层次，而进入更高层次的求得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阶段，知识老年回乡，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不仅将大大提升乡村公共治理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而且无疑将使乡村公共治理的道德水平大为提高，从而有效告别当今有些农村“流氓治乡”、“流氓治村”的现状，重拾我们过去高官可以回乡当县官乡官、村官的乡绅文明传统。

这一切有赖于市场和政治的双重开放：乡村自治权力向一切回乡的财智老人开放，社会保障则与户口脱钩。农村宅基地和住房进入市场，向所有人包括城市居民开放。只要城乡居民之间的土地和房屋交易严格控制在农村建设用地范围内，不涉及农用地和耕地，就丝毫不会危及农业和粮食安全。它只会给农民带来好处而不会危及农民利益。此外，公共医疗资源应该平等地向农村分配甚至通过倾斜来补课。

（来源：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