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承接第四次产业承,加速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新华网武汉２月２３日电（记者廖君　皮曙初）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日益深化，第四次产业转移正向前推进。专家认为，中部地区应紧抓机遇，力争成为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与此同时，在承接过程中，应建立以内需为主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紧抓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谨防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从而带动中部地区加速崛起。

金融危机推进第四次产业转移提速

相关资料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本世纪初，全球已完成了三次大规模的跨国和跨地区的产业转移。第一次产业转移发生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直接投资转移到日本、西德等国；第二次产业转移发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和９０年代初期，美、德、日等国加快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亚、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第三次产业转移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和９０年代初期，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将劳动密集型及部分低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东盟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转移。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产业转移又得到长足发展。从２００２年起至今，我国进入承接产业转移的高速增长阶段，东南沿海地区集中了全国８０％左右的加工装配企业，形成了充分的产业集聚效应。
但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会造成当地非贸易品价格居高不下、地价上升、环境污染，增加生产成本。特别是２００７年以来，伴随着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成品油价格急升、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以及金融风暴爆发引致的国际需求下降等一系列外部环境变化，东部地区人工、水电、土地资源等方面的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大户”急需寻找要素成本的投资洼地，开拓新市场。
珠三角、长三角、闽三角等外向型经济区域已经加快产业转移步伐。据香港工业总会２００８年调查数据显示，目前香港公司在珠三角投资的工厂达５．７５万家，其中３７．３％的港资加工贸易企业已有意将全部或部分在珠三角的生产活动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或越南。　

中部地区承接第四次产业转移机遇、挑战并存

深圳市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助理曲建表示，第四次产业转移仍以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导。据测算到２０１０年，仅我国的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四省市需要转出的产业产值将增长至１４０００亿元，发展前景广阔。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很大一部分不仅仅是厂房、生产线简单搬迁，而是以产业转移为契机谋求产业升级。在市场、价格一定的前提下，沿海制造业要赚钱，只有降低成本，哪里成本更低他们就会到哪里去。即使中国内陆不搞产业承接，沿海企业也会转移到越南等地去。只有将制造业留在中国，才能保证更多人就业。
专家分析指出，按照产业转移理论，与东部地区相邻、交通运输条件较好、经济发展处于低梯度水平的中部省区可成为第四轮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区之一。通过承接第四次产业转移，中部地区可以加速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实现较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综合实力的提升。
目前，中部各省市纷纷采取强力措施承接产业转移，以更高的发展定位、更大的政策优惠来比环境、争客商、引项目，形成了一种赶超挤压竞争的态势。其中湖南郴州、江西赣州等地，正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加大政策优惠力度，对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形成“截流之势”。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间，中部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远远高于全国和东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也由２００３年的２１．１％提升至２００７年的２４．９％。以纺织服装行业为例，２００７年９月至２００８年８月，我国东部地区棉纺与纺织服装生产开始收缩，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中部地区纺织服装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全国之首，产量同比提高约３０％。
据深圳市综合开发研究院的问卷统计，在深圳市已外迁企业的主要省外迁往地中，江西省城市占８．１％；湖北省、江苏、安徽省城市各分占１．８％。
曲建认为，第四轮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并不一定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主体一是来自外部，包括产业转出省份内的欠发达地区和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二是来自中西部内部各省市之间。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省都出台了鼓励政策和措施，如江苏省采取财政支持、电费综合补贴、用地计划倾斜等措施，推行南北挂钩共建苏北开发区；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双转移”政策，在省内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等地规划建设了产业转移工业园。

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需防“三大陷阱”

专家表示，中部地区在积极承接第四次产业转移的同时，要消化吸收东部经验，防止陷入三个陷阱。

一、防止“飞地经济”陷阱。
承接第二次产业转移的东亚经济体与承接第三次产业转移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有一个共同特征是侧重于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因此，一旦各厂商应竞相压价竞争使贸易条件和经营环境趋于恶化，或者国外主要市场需求萎靡，将导致外向型产业阶段性的规模化转移，继而产生“飞地经济”效应，不利于形成稳定扎根的产业体系。如１９９８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９·１１事件以及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都对国际市场需求造成重创，进而对东南亚各国及我国沿海地区外向型制造业体系造成严重影响，产生企业外迁和漂移现象。
专家建议，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要实施以平衡贸易为特征的开放型经济战略，在重视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更要建立根基扎实、结构完善的产业体系。一方面立足于扩大内需，加强内销市场的开拓，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致力于加大进口力度，逐步降低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避免经济的结构性波动风险。

二、“穷的优势”导致低水平陷阱。
由于依靠“穷的优势”——即凭借技术差距、劳动力低价优势等，通过对外开放，承接国际产业分工，也能获得经济发展，但因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容易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
东亚国家和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实践证明，自主研发、自主品牌、自主营销能力欠缺的产业，风险抵御能力较低。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海啸产生以来，自主创新成为抵御金融海啸的牢固大坝。金融海啸对技术大国如日本、韩国的影响远小于对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影响，对深圳的影响小于东莞。专家认为，中部地区要从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长期战略角度，利用现有的技术研发优势，力争一步到位，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并切实提升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对高附加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承接力度。

三、“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陷阱。
经过近３０年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进程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厦门等地，由于发展初期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使得资源消耗过度，地表水体、空气等普遍受到严重污染。上海、苏州、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已经面临突出的水质型缺水问题。
为吸引投资和产业转移，一些中西部地区竞相强调环境生态的承载空间。专家建议，中部地区应从分散经济向集聚经济转变，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地理上集中的城市化、产业布局，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污染集中治理，实现发展与环境的和谐统一。（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