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中国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城市规模在不断变大，传说中的“城市病”也如期而至。这些问题是如何形成的？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两院院士周干峙。

虽然是以学者身份接受采访，但前建设部领导的经历显然使周干峙的思考超越了具体问题层面。他反思了近年来各地盲目鼓吹快速城市化的现象，认为这是理解错误”。对于城市和城市化过程诸多问题的解决，他反复强调，难处并不在是否有解决办法，而在于对问题的认识、在于专家的正确意见是否能够得以表达、并被采纳。

1. 城市化率不是越高越好

记者：我国城市化率接近50%，但现在一些城市已开始为人口增长、交通拥堵、房价高昂、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所困扰，我们是否应该回头检视下中国的城市化问题？

周干峙：我认为城市化根本不是新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少数经济地理学者和城市规划学者根据国外的资料，就看出了城市化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城市化趋势的必然性。1980年，南京召开的关于城市规划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就认为城市化是必然趋势。但直到报告发出10年后，国家的红头文件才出现“城市化”三个字。后来，城市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指标，到1990年代末期，城市化问题开始普遍。

从国外的经验看，城市化率也不是越高越好，许多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的城市化率就很高。今天，我们对城市化的追求缺乏理性。考核政绩，往往将城市化率作为一个指标，追求高城市化率成为潮流，连县城都讲县域的城市化。这是一些地方领导追求政绩的结果，意义不大。

记者：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内比较倾向于走小城镇化而不是大城市化，原因是什么？

周干峙：在中国的国情下，农村的人口能减到什么程度？要保障粮食供给又要农业现代化，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都要研究。对于一个大国，农村人口不可能全部住在城市里。那么，城市化就不应只是理解为城市人口的比例，还要考虑农村的“城市”化。因此，城市化率不是个简单的比例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大范围的现象，单讲一个地方的城市化没有太大意义，要综合考核经济发展状况，而不是单看城市人口比例大小。

农民工进城是个非常突出、重要的问题，一只脚踏进了城，但不能算都进了城、得到了市民待遇。不少农民工进城，已经十几二十年之久了。但是他们城市化了吗？很多打工保姆在北京成了家，都生了子女，你还不承认她城市化？但是你能承认吗？很显然，我们现在做不到。如果承认，北京一下子就会增加500万以上的城市人口，住宅、学校、公共设施都跟不上。

可见，城市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想的目标，还要有现实的、可能的条件。除了观念要正确以外，还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城市化是个历史的过程，只凭主观意愿加快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很遗憾，现在有不少地方、很多部门在盲目鼓吹快速城市化。另一方面，在农村也出现了盲目盖高楼的现象，农民并不叫好。

我们很难笼统地讲将来不发展大城市，也不能讲都朝着大城市的方向发展，这要看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

2. 解决交通拥堵，关键是科学决策

记者：交通拥堵是中国大城市这几年比较头疼的，北京是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但其交通结构是公共交通、小汽车和自行车步行各占三分之一，你怎么看？

周干峙：北京交通拥堵与规划有很大关系。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帮北京做规划时，设定的小汽车保有率是百分之十几。于是国家重点建设公共交通，导致道路的密度比较低，干线的间距大、道路占城市土地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几美国好多城市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的。

东京人口跟北京差不多，小汽车已经700多万辆了，堵车却没北京这么严重。关键是它多方面利用了包括地铁在内的轨道交通；北京地铁效率不高，换乘太不方便。问题开始不是不知道。问题是决策过程中专家的作用太小，而行政干预太多。专家不大敢讲话，从领导角度看，地铁建设完成多少公里就行了；从专业的角度看，还有许多问题。

记者：对于现在出现的“大城市病”，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周干峙：城市化的本意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让生活更美好，现在反倒成了一种口号、目标。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而且现在解决手段、条件比以前多，正确的认识是关键。真正的专业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见解、解决的办法，问题是听谁的。另外，要求一晚上就解决，神仙也做不到。

交通拥堵不是单一措施简单限制车辆增长、增加公共车辆、修马路、修地铁所能解决的。我们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但部门利益不一样，导致很难从城市布局、限制城市人口到工程建设系统解决。西直门是最典型的例子，交通极其不方便，已经多少年了，改善多少？所以，指导思想、决策很关键。

房子是城市最核心的问题，也是难题。没有安居的地方，什么国际城市、美好城市全是空话。这个难题的解决照样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