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园有机农庄主、高级国际商务师、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

　　我之所以决心将农业作为一项事业来做，是源于我自身的“先觉”与“先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的身体对日常所吃的食物产生了一些不良反应。同时，我当时从事的职业也使我清醒地认识到，经过种植业的化学化与工业化、养殖业的集约工业化与生物工程化、食品加工业和饮料加工业的添加剂仿真化、餐饮业的连锁快餐化和流通领域的超市化的共同作用，我们的食物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这两方面的先觉与先知让我开始反思，我们的农业、农民到底出了哪些问题以及我自己要做的事是什么。

　　在农业问题上，农业的本质是人类生活。但是我们的价值观受政策影响发生了巨大改变，农业曾被当作惩罚性的工作。中国是农耕古国，现在是农业弱国，我们的粮油食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农业被资本所抛弃，与农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房地产业和金融市场的火爆。在农民问题上，农民们在经历了大食堂、工分的“大锅饭”之后，农村改革又使农民吃上了土地的“大锅饭”——只要是农村户口，哪怕是刚出生的婴儿，名下也一定会分得土地，这是农村出生公民的“特权”。但即使政府现在已经给出了优惠政策，许多农民仍不愿耕种土地；那些还在耕种土地的农民，离开了农药、化肥后则根本不会种地。这都是农民被“弱智化”的体现。土地的大锅饭究竟还要吃多久？仍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一直在反省“我该怎样做”。我是一名北京市民，没资格务农，租地耕种就是在侵犯村民的集体利益。但我为什么还要去做？因为在我的眼里，食物就是生命，当我自己的生命因为食物的变化而受到威胁时，我能否以我的生命为代价去进行试验，如果因为我的努力而换取了政策的改变，使更多有意愿从事农业的人有机会做农业，那将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古人云：夫治生之道，不仕则农。普通人要有赖以生存的食物，国家要有优良的生态环境。但我们站在祖国的国土上却要吃从国外进口的食物。我们是否可以将农业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治生之道”？因为虽然时代发生了变化，但食物对生命所起的营养价值作用并没有改变。

　　从投身农业的那一刻起，我开始努力摒弃一切社会关系，只做一名普通农民，因为我要走出的路是每一个农民——无论出身何地，都可以走的农耕生活之路。十六年来，我在天福园的实验证明，我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这块土地应该承担的人群，并为所在地村民增收。天福园的有机农业实践是我为我们这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提供的一份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天福园并不属于我自己，它是我们这个农耕民族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