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说。

温家宝总理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十二五”时期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率从47.5%提高到51.5%”。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出现的‘城市化’和‘城镇化’两种说法，其实在英文中都是一个词(Urbanization)。没必要对这两个名词做过度解读，关键是明确城镇化的内涵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移动的过程。”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指出，“城市化的完整含义应该是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人口，让进城就业的农民在城市定居，并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一切。”进城农民不应该是身份上属于农民，职业上属于工人，也不应该是地域上属于城镇，职业上还是农民，更不应该是大规模、长期化、一代接一代的流动就业。

全国政协委员、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说：“中国城市化进程如果不能解决农民工的问题，这个城市化就是一个伪命题，是做不好的。”

“如何让农民真正市民化”、“中国的城市化应遵循怎样的发展路线”成为此次两会代表、委员和学者专家热议的话题。

嘉宾

傅军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王健林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

蔡继明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李成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

潘建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

樊纲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城镇化不是大城市化

王健林：中国的城镇化是目前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十一五”期间城镇化已经到了46.6%，规模是巨大的，成绩也非常大。但还存在最主要的三个问题：一是在空间布局上还是混乱无序的，乱建、乱盖，规划落后等等。二是内容，文化、配套设施、体育设施不够，只注重修道路、修房子；三是还没有解决在城市里常住的一些人，比如农民工的问题。

现在有上百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性大城市，有很多城市提出要建中国的“中心城市”，可能这种城市化布局就有问题，中国是容纳不了这么多中心城市、国际性大城市的。所以，中国城市化进程，从国家来讲，包括各个省，首先要有一个合理的空间布局规划。城镇化不是大城市化，不是北京、上海、武汉这些城市再做大，这些城市再做大可能在资源上很困难，受资源制约，主要是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国的城镇化可能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发动机。

“十二五”期间，除了提高城镇化率以外，最重要的是提高城镇化运行的质量，使城镇化的进程和民生水平提高，让就业、文化、医疗配套相结合，使城镇化的成果惠及农民工，使他们真正成为市民。

潘建成：我们的城镇化率现在基本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估计还有20年会增长达到70%，此后的速度会放缓。在城镇化过程中，要避免出现拉美国家历史上所有人都向大城市拥挤的状况，导致大城市“贫民窟”、大城市病的出现。再者要避免出现每个村、每个镇都出现城市化的开发，这样不利于人口的适度集中，规模效应难以发挥，我认为发展县城比较合适，城镇化发展要注意这两端的平衡。

淡化“户籍贵族”，强调“常住人口”

蔡继明：制约着城镇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还是户口问题。户口背后所包含的，或者说它隐藏着很多含金量，这里面有就业、住房保障、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等，所有这些制度如果不改革，户籍制度是不可能取消的，即使表面上给你一个户口，它也是内外有别，比如蓝印的、红印的，什么年代进来的，也要给你一个区分。提高城镇化进程的质量，不仅是让进城务工的农民，还包括从不同的城市进入到大中城市的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当地原居民同等的待遇。

樊纲：“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就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这是城镇化的核心。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户籍贵族”，即拥有户籍的居民在当地享受的公共服务是很高水平的。而按照现在的“户籍贵族”的办法来实行农民工市民化太慢了，何况拿有限的财力让一个一个的农民工都有了城市户籍，并给他们提供那么高的福利是做不到的。所以要加强常住人口的概念，采用双轨制，户籍继续供给，但是新的财力集中到新的常住人口上，首先提供基本保障，然后逐步扩大、逐步增加。虽然没有一步到位走到“户籍贵族”的水平，但应使农民工们慢慢觉得这个城市也是他们的城市，可以有一些公共服务品能够提供给他们，使他们在城市里一代一代地住下来。

尊重农民意愿是底线

傅军：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将产生巨大的住房需求。然而近年来地价和房价的过快上涨一方面抬高了城镇化建设的成本；另一方面使农民工无力在城镇定居，导致“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难以实现真正的城镇化。国家在抑制商品房价格过快增长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为农村人口和贫困人口的城镇化提供住房保障。

蔡继明：这些年来我国城市化空间扩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但这种城市化道路受到18亿亩耕地红线的限制，因此，城市里各个地方都在大拆大建，有的提出“三年大拆大建大变样”，目的就是在原有的土地进行拆迁，腾出新的土地用于商业开发。而农村也出现了拆旧村建新村，旧村改造，一些农民“被上楼”的情况。农民进城或者留乡应该是自愿的，愿意“上楼”，还是愿意住自己的平房，应该照顾他自己的意愿。另外，随着大量人口进城，许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没有立足于长远发展，出现了空壳村、空壳镇。因此，对农民“上楼”问题还是应该慎重一些。

李成贵：要理性地看到，在合理科学规划下，有序地推进农民的集中居住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比如，有的自然村庄很小，二三十户人家，甚至在半山腰，这样的村庄搞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修一条道路来供水、供气、供电，成本过高。适当地集中，而且集中以后还可以节约出宝贵的土地，因此不能简单否定拆村并居。当然，有些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激进也是错误的。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盯着农民的土地，即宅基地和村庄建设用地。

拆村并点建立新型农村社区要本着几条原则：一是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选择，尊重农民意愿是底线；二是要搞好规划，要体现科学发展，要有一个理性、平和、从容的心态；三是拆迁并居征地出来的土地归农民，土地所得的绝大部分收入也归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