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着眼未来，北京的哪些功能属于“非首都”功能？应该如何“疏解”？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过程中，又该注意哪些问题？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认为，目前，北京可以“疏解”的“非首都功能”，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务领域，包括教育、医疗机构等。

　　袁崇法认为，在“疏解”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立足于本地人口的生产生活需求，不能“拍脑袋”决策；另一方面要采用“公平、可选择”的人口管理政策，而不能依靠行政手段强制“控人”。他指出，世界各国的首都，从功能定位上可分为大致两种类型。一种是纯粹的政治文化中心，例如巴西利亚、堪培拉、华盛顿等。另外一种是除政治功能之外，还带有一定的经济功能，例如东京、首尔。目前，北京的功能是二者兼具，既有政治文化功能，也有一定的经济功能。

　　2014年，高层对北京做出明确的城市战略定位，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四大功能。经济功能并不包括在内。而实际上，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一直在将制造业、重化工企业等外迁，目前大型重工企业已基本迁移完毕，所剩不多。袁崇法认为，当前能够“疏解”的非首都功能，主要在于公共服务领域，包括教育、医疗机构等，既包括政府投资建设的，也包括企业投资经营的。

　　“什么因素在人口集聚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实际上，不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主要是服务业。北京集聚了全国最优质的教育、医疗以及行政资源，外地人口大量向北京集聚，很多其实也不只是为了就业，为了工作，主要还是看重这里的公共服务资源好。”袁崇法指出。所以，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只能从第三产业中，梳理出那些跟首都功能和市民生产生活关系相对不那么紧密的，进行转移。

　　北京为何集聚了如此多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袁崇法认为，这跟我国城市发展的特点有关。“中国的城市是区域权力中心，而不完全是一个社会治理单位。行政权力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引导力很强，所以一个城市行政级别的高低影响了经济发展资源集聚的程度。例如，省会在一省内往往是最发达的城市，县城比乡镇要发达。而北京作为首都和直辖市，拥有全国最多的国家科研机构、央企总部等，优势资源集聚程度很高，对人口吸引力自然也很强。”袁崇法指出。

　　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过程中，袁崇法认为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选择要转移的产业和企业，不能拍脑袋决策，应当立足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市民生产生活需求。“例如很多农贸市场、批发市场，不能因为档次低就强制关停，这会影响市民正常生活需求。消费层次是跟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

　　其次，在人口管理和控制方面，要制定“公平、可选择”、一视同仁的户籍政策，而不应该用行政强制、特权设定的方式。例如，以社保缴纳年限为标准实行积分落户，可以把社保年限设置得长一点，但是要有一个标准。这样，无论是高学历人才还是低技能的服务业人员，都能够有机会落户及享受当地公共服务。如果觉得年限太久无法承受，可以自己离开。或者公共服务资源转移之后，选择到其他城市发展。“如果人口管理政策没有统一尺度，政府可以随便乱添加条件，很容易变成歧视，影响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