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毕业院校：1955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
1991年获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城市规划荣誉博士。
◎主要职务：曾任建设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1986-1996年）;
现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顾问、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兼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同济、南京、重庆、东南等大学兼职教授，并任　 20余项社会职务。
◎研究方向：城市规划研究和设计
◎科研成果：1980年来发表论文100余篇（国外发表7篇），专著、译著4本，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主要项目：20世纪50—60年代，主持和参加过重点新工业城市的总体规划；80年代后参加天津震后重建规划及指导三峡工程淹没城镇迁建规划等；近10多年参加和主持了30多个重要科技咨询项目，包括首都总体规划、上海发展战略研讨等；近两年重点研究城镇化、城市可持续发展及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等前沿性课题。

此外，他还担任多项社会职务，经常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编写论文、译著。1991年，鉴于他为中西方城市规划学术交流做出的贡献，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城市规划界德高望重的专家，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见证人之一，邹德慈如何看待中国城市规划？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他又如何评价？

篇章一 建设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邹德慈表示，城市化是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任何国家的城市化总是和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途径分不开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那么，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18.96％提高到2006年的43.9％，预计到2020年将会达到55—60％。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城市化相比，邹德慈认为，“中国是比较高速的一种城市化，这还将持续一段时期。今后，我们要在注重速度的前提下，注重质量，其中包括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才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他表示，在推进中国特色城市化的道路上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应该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据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在寻求人口、经济、资源、能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理念，逐步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对21世纪的城市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邹德慈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央提出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五个统筹”，与“可持续发展”是一致的。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结合我国城市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各种问题，他认为，我国城市在发展和规划上应瞄准以下主要目标：适当的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合理的土地利用；高效的经济发展；健康的社会发展；宜人的居住环境;便捷的交通和通信;节俭的资源消耗;清洁的空气水体;完善的历史保护;安全的防卫体系；协调的城乡发展。

归纳起来，他认为21世纪理想的中国城市应该是：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高效能、高效率的城市；具有宜人居住环境的宜居性城市；具有高度文化素质的文明城市。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邹德慈意识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和我国城市化发展应该选择的未来，就将学术研究转移到研究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城市生态环境规划和城市设计等前沿性课题。他主持的“温州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研究”获浙江省2000年优秀规划一等奖及2003年华夏优秀建设科技二等奖。

建设多元化的城市化

鉴于中国地域辽阔，差异巨大，邹德慈认为，要根据地域差距、社会差距、贫富差距、人文差距等，通过科学的城市规划，建设多元化的城市化。为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要准确把握城市化进程，掌握城市化发展规律和发展模式，通过建设空间识别和预测监控平台，制定相应的空间规划体系和标准，研究城乡统筹的相关制度、政策与管理问题，确定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途径和对策。

其次，在实现城镇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上，要为城镇居民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和生活居住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此，要抓住城镇住区、城镇规划体系、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及关键技术、城镇水系统健康循环、城镇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建筑节能、城镇减灾防灾和自然与人文资源保护等重点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第三，新型的科技产业和科技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包括可持续发展的建筑业、住宅产业、绿色建材产业、废弃物资源化产业等，既有利于支撑城镇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又可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建设城乡统筹的城市化

对于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城乡规划法》，邹德慈表示，这部法律打破了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上的规划管理制度，标志着中国进入城乡一体规划时代。对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在法制上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有利于城乡规划工作的发展。而统筹城乡正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特色。

他说：“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科学发展观，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统筹城乡发展。而统筹规划正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过去，城乡分割的规划法是城乡二元经济的产物，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制定统一城乡的规划法，不论是规划思想还是规划体制都是一次飞跃。统筹城市与乡村的规划有利于城乡的共同发展，有利于逐渐消除二元结构。”

“虽然《城乡规划法》与《城市规划法》相隔18年，但这期间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快速发展，城镇化高速发展的阶段。从‘城市’到‘城乡’，一字之差，含义却非常广，内容变化也很多，体现了思想的转变。它适应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和今后城市发展的需要，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他表示，《城乡规划法》内容很丰富，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在今后的实施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补充、修订、完善，这也是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

政府是城市化的主体

邹德慈还谈到，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需要全民共同推进。

他说：“既然城市化是一项社会工程，政府必然是主体。所以，政府一定要管理和控制好城市化进程，保持理性的态度，做到循序渐进地推进城市化发展。同时还需要企业和公众的参与。我觉得，全社会都应该参与和关注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我相信，中国城市化今后的发展会越来越合理、健康、有序。它一定会推进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达到中央提出来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

篇章二 城市规划博大精深

从事和研究城市规划53载的邹德慈院士说：“城市规划是一门融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科学。‘看似浅显’，因为它贴近生活，谁都可以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但它又很‘精深’，深在它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一个人很难具有如此全面的知识和经验，去穷尽它的真谛。”

中国城市规划历经“从蓝图走向实际”

2007年10月18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隆重庆祝建院50周年。中规院50年的发展史，印证着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事业50年的发展。

作为目睹中规院兴—衰—撤—复兴的变迁，和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历程的见证人，邹德慈将中国城市规划50年分为两个阶段：25年计划经济时期，25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

在他看来，计划经济时期，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具体化，是一种“设计”性质的工作。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在城市规划的性质、任务上最具本质性的变化是从“规划设计”走向“主动式的规划”，它包含着战略、政策、设计、法制、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统帅的是“理念和思想”，是规划的“灵魂”。

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规划领域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变革，邹德慈认为最大的成果莫过于：把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引入城市规划，作为确定城市发展方向和动力的依据，解决了城市规划的“前提”；逐渐改变着城市规划仅是“未来美丽蓝图”的性质，加强规划作为政府管理城市的一种“公共政策”的作用，使规划从图板走向实际；城市设计的大量实践体现其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认识其与城市规划的异同关系；城市规划的管理从行政方法走向科学决策与法治；理念的深化与思维方法的变化。

此外，他认为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对于城市规划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它不仅大大打开了我们的视野，带来巨量的信息、知识、经验和智慧，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思想，提高了规划的水平。可以预见，未来的高新科技对城市规划的支撑和推进，定会在广度和深度上，比现在有更大的发展。”

做好城市规划须先研究城市

自从转型期开始后，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规划”成了中国规划界一个长盛不衰的课题。

“我认为要研究城市规划必先研究城市。”基于这个理念，1991年邹德慈就在一篇论文中首先提出一个命题：要重新认识今日之中国城市。它不仅在体制上，也在规模上，空间形态上，文化形态上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他提出，认识城市、研究城市是城市规划师的任务和职责；城市是城市规划师最好的课堂和实验室，以及现代城市规划的三个重要支柱，即：城市研究、城市设计、城市管理，并主张三者的交叉融贯是规划的重要方法。

今天，他坚持“城市，是我们终生研究不尽，研究不透的对象和课题。研究今日之中国城市，离不开研究昨日的、历史的中国城市，也离不开研究世界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一位像美国的芒福德那样的学者，写一部体现中国学者价值观的‘城市发展史’。”

他还直言，中国现代的城市规划，从理念到方法，主要来自西方（包括苏联），真正继承我国古代传统的东西不多。因为10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建设现代化城市就得学习西方。

“我从研究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史找到很多我们今天城市规划问题的渊源和答案。不研究点历史，遇事就会一头雾水。如果有可能，系统研究更有必要。近年来我为中规院的研究生讲述‘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发展史纲’，也在一些省市的培训班中讲过，反响很好。国内高校城市规划专业本科阶段一直缺少这门课，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开始研究这个课题，十分可喜。日本学者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老老实实地研究西方、学习西方，但仍保持着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

因“城”制宜，塑造个性城市

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6年，全国城市总数从193个增加到661个。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城市规划建设中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状。

作为多年从事城市规划的专家，邹德慈深感焦虑。他在多个场合呼吁，每个城市都“生长”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并且由于历史、规模、性质、文化的不同，具有不同的性格、品格和风格。城市设计不应“千城一面”，随“风”而抄，而应“就地取材”，将城市特有的自然、经济、人文、历史、地形和本土文化作为创作源泉，顺应地区的自然地形和气候条件，充分挖掘和利用城市的人文历史资源，通过统一与变化、尺度与比例、协调与对比、均衡与突出等构图法则的运用，将城市的各种物质、文化特色融入到空间的构成元素，形成鲜明而富有特色的主题。

他对塑造个性化的城市空间提出了以下几点原则：首先要保护利用好城市的历史遗迹和传统建筑，以延续地域历史文脉；其次在城市规划中，应有一批具有特色的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和园林设计，构建令人赏心悦目的城市空间；第三充分调动城市的一些非物质因素突出城市的动人特色。他还强调，追求特色仍需遵循“适用、经济、美观”的基本原则，服从安全、节约资源和绿色环保等重要目标和要求，注重城市功能的完善，这些都会影响到城市未来的发展。

他经常深入各个城市考察详情，为城市规划“把脉问诊”。在哈尔滨，他认为要实现城市的复兴，必须在原有城市基础上实现有机更新：旧城改造应用“新陈代谢”的理念做指导，而不是用“推陈出新”的简单做法。在炎陵，他建议要充分发挥其丰富的“古、红、绿”旅游资源，建设旅游特色小城镇，同时保护好原有的生态环境。在广州，他直言，私人交通是公共交通的“天敌”。城市规划要早作准备，完善公共交通设施，但不能以行政的办法来制止……

记者还了解到，早在80年代，邹德慈就对“汽车时代”将给城市空间结构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做过系统论述，并提出了“这是一次空前的、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城市规划要早做准备。此外，对城市空间结构的下一次冲击，将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包括高新产业）的发展。”

今天，这个过程正在进行着。

篇章三 人生历程：活到老，学到老

邹德慈院士说：“我经历多样，什么都干过，只要是组织安排，都敢干。”

那么，这位老人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历程？在通向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道路上，他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经历？

求学生涯

邹德慈出生于一个既有点“知识气”又有点“洋气”的家庭:父亲早年留学美国，主修土木工程，后回国任教，母亲是一位“终身矢志不渝的小学教师”。由于童年时代恰逢日寇入侵，他4岁起就随家人每天都处于紧张恐怖的躲避轰炸的氛围之中，几乎没有接受过什么幼儿教育，直接就上了小学4年级。

抗战胜利后，他随母亲回到上海就读中学。父亲的去世让家庭经济拮据，但母亲认为“惟有读书才有出息”，坚持他就读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中学。这所“洋高中”让邹德慈最受裨益的有两点：一是坚实的英语基础，“直到今天，我的英语水平还是吃的圣约翰的‘老本’，而这个‘老本’对我毕生（特别是80年代后）受用非浅。如果没有英语这个工具，今天就很难比较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外的信息和学术动向。”另一个就是“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影响到我后来比较关注于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及其对我国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借鉴。”

1951年全国第一次实行大学统一招考，邹德慈考上了同济大学土木系。他坦言，之所以报考土木专业，是冥冥中受到父亲的影响，但更是当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大量的建设人才。四年的大学教育让邹德慈感受良深，让他“喜欢上了城市规划，甚至可以说至今终生不渝。”老师的谆谆教导，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影响至今犹存。他至今认为，“在一生中，大学本科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基础，而关键在于教师。”

磨炼与锻炼

1955年，邹德慈从同济大学毕业，分配到城市建设部的城市设计院（中规院的前身）。对他来说，这儿不仅是他毕业分配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也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是他从书本走向实际，从“初离校门的小青年”走向“研究院院长”的地方，而且是他为之服务几十年，“可能还会一直到终老”的地方。　　　　　　　　　

由于专业名称（当时照搬苏联）上有“经营”二字，他被分配到经济室担当经济工种。虽然“不谙经营”，资历也不深，却促使他“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研究和思考一些城市规划的重要问题。例如，城市发展的根据是什么？有没有客观的规律？城市人口的结构和增长是靠主观臆定，还是有其规律可循？等等。”

“后来，我参与院里去湘沄、长春、成都等城市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多一手材料。结果发现，我国旧城市实际的用地指标是比我们过去参用的苏联用地指标低一倍左右，这些数据成为我们以后制定国家城市用地规划标准的重要基础。”此外，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发展的预测上，当年经济室的同志们提出“经济假定”的方法（实质上是一种定性分析的方法）突破了机械地根据计划项目作规划的“框框”，使分析城市长远的发展成为可能，可算是今天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思想的雏形。

同时，这段经历也让邹德慈感到“弥足珍贵”。“最重要的收获是规划接触了实际，而这正是城市规划工作最宝贵、最基本的一条经验和原则。”这也是时至今日年逾古稀的他仍然坚持实地考察，再做结论的原因。从1958年后近20年的时间里，城院一度被撤销，城市规划工作也暂时停滞。这期间，他做过机关干部，被送去“五七干校”学习过，也做过建筑设计人员。虽然这些不完全是自己的专业范畴，但他认为“都是难得的锻炼，对自己后半生的影响很大”。

“做机关干部提高了我的文字能力；经过干校，使我敢于作任何自己从未干过的事（例如种地、杀猪）；做工程设计工作，让我脚踏实地地从施工图干起，掌握了建筑设计的全过程。我深感，建筑设计要把一个好的构思、好的方案变成一个现实的工程，这其中需要有大量认真细致的设计工作，需要多种专业人员默默无闻、协调合作的团队精神，需要施工图（尺寸以毫米计）的所有尺寸都‘交圈’。这对规划图上有时容易出现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事，是个很好锻炼。后来在拟定院风时，我特意提出‘严谨的作风’也在于此。”邹老如是说。

治院十年

1986年，在“事前没预兆，思想上毫无准备。对这个职务没有一点经验，也没有太多兴趣”的情况下，邹德慈被任命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上任伊始，本着“使规划院尽快成长发展是我们这一代规划人的责任”，邹德慈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研机构要出人才，出成果”作为治院之本。他说：“中国规划界、中规院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要出人才，而规划成果（实践）是出人才的主要途径。要达到此目的，必须管理好院。首先

经过认真的思考，根据城市规划工作的实际特点，邹德慈将“求实的精神、活跃的思想、严谨的作风”作为“院风”，并得到了建设部的批准。他解释说，城市规划特别要讲“求实”，因为城市规划的特点是要对未来做一定的预测和设计。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避免过分保守或脱离实际的倾向。我们要做的是城市实实在在的规划。“活跃”主要是指思想。改革开放后，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新事物需要研究和思考。只有活跃，不断接受新事物，包括新的知识和技术，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严谨”，指的是科学的作风。活跃了还要严谨，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论证新的思路和方案。严谨和活跃，始终是一对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因素，严谨也就是尊重客观规律，又和求实相互呼应和补充。

此外，任院长期间，邹德慈还推广三句话的“学风”：读书不唯书，尊上不唯上，学洋不崇洋。并通过自己以身作则为其他同事做出表率，得到了很高的赞誉。“11年，不算漫长，但对人生而言，也并不短暂。治院期间发生过多少的‘人和事’，都是对我的教育和挑战。同时也是我的一次宝贵机遇，使我能更深刻一些认识社会，认识人，认识科学技术，认识城市规划。”

当选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科技界的最高荣誉，是对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和突出贡献的充分肯定。

回忆2003年获得的这一殊荣，邹德慈坦言“内心感到非常高兴”，但他在当院士后第一次接受采访时也明确了对这个“称号”的态度：首先，这是专业生涯的一个里程标志，不是终结，更不意味着是“最高”。称号本身并不能给我带来新的知识、能力和水平。其次，我不认为自己是权威，因为城市规划没有权威。第三，现在我感到自己又进入了专业历程的一个新的阶段，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我越来越感到知识不够。必须不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学一辈子。

今天，他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仍然保持严谨的作风，仍然在身体力行地实践当年所立下的“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