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度性排斥的三重枷锁‌

1、户籍改革：权利切割术‌

●‌选择性赋权‌：31省份推行居住证制度，但‌教育、医疗等87%的核心公共服务仍与户籍挂钩；广州、杭州等地试点“积分入学”，但‌非户籍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概率仅为户籍儿童的1/3。

●‌权益置换陷阱‌：天津、青岛等20城规定“申请保障房需放弃农村土地权益”，实质是‌用城市生存权置换农民财产权；广东“户籍权益共享计划”要求“用宅基地资格换子女学位”，暴露‌权利交易的制度逻辑。‌

‌2、土地流转：同权不同命的游戏‌

●‌产权幻觉‌：全国农村土地流转率达38%，但‌宅基地抵押贷款规模不足城市住宅抵押的0.7%；重庆“宅基贷”收取3%评估费、浙江德清“数字证书方便流转，但贷款还是得找担保人”，印证‌农村产权市场化仍是单边让利。‌

●‌区域协同悖论‌：成渝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年流转额超200亿，但‌跨省交易周期平均延长28-45天；京津冀社保互通喊了8年，但‌‌天津2024年积分落户政策仍要求“本地社保连续缴纳”，跨省社保年限折算率不足30%。

3、市民待遇：算法化的身份歧视‌

●‌数字化围城‌：深圳部分园区自行加码“就业地居住证”深夜限行、杭州“善行积分”需2000小时志愿服务，其本质是‌用算法重构城乡壁垒；‌全国农民工医保账户年均结余217元，却要承担‌城市三甲医院自费比例超60%。

‌●‌福利通胀陷阱‌：成都虽将外卖骑手纳入职业伤害险，但‌政策漏洞使企业得以通过“灵活就业”身份规避养老医保责任‌——2023年数据显示，全市仅12.7%的配送企业为骑手缴纳完整社保。浙江试点超龄农民工“工时换体检”，覆盖率不足5%，实为‌用碎片化福利替代系统性保障‌，恰似给饥民发优惠券买满汉全席。社科院《2024年中国城市包容度指数》指出，‌非户籍人口为获得等同户籍人口80%的公共服务，需‌多支付46%的生活成本。

‌二、制度黏性：技术进步VS制度进化‌

‌1、数字治理的双重面相‌

●‌技术赋能异化‌：电子居住证覆盖率超90%，但‌37%的非户籍人口因“系统不识别”被迫线下跑腿；区块链存证农村土地2.8亿亩，但‌土地纠纷调解中数字证据采信率仅11%。

2、突围路径的困局

‌●‌民间创新的制度性消耗‌：东莞“学籍共享仓”被定性为违规、郑州“医保拼团”触发风控，显示‌系统性排斥容不下个体求生；‌超龄农民工“银色贡献值”兑换公园门票，恰似‌给饥民发优惠券买满汉全席。

‌三、破局关键：从“权利赎买”到“权利重构”

‌1、去枷锁：解绑户籍与权益

‌●借鉴长三角“社保缴费年限跨省互认”试点，推动‌公共服务获取与户籍脱钩。‌

●立即叫停“宅基地换学位”“土地换社保”等‌权利置换政策。‌

‌2、真同权：土地制度破冰

‌●修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明确‌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

●建立全国统一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禁止地方政府‌设置隐性交易成本。

‌3、向人本：市民待遇普惠

‌●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列为政绩考核核心指标，倒逼城市放开公共服务。

●设立“新市民权益保障基金”，直接补贴非户籍人口‌医疗、教育支出。

‌【致原文作者】‌

当“人的城市化”被困在制度夹缝，任何技术修补都是隔靴搔痒。2.5亿流动人口需要的不是更智能的积分系统，而是打破户籍、土地、社保的‌制度性锁链‌。毕竟，真正的市民化，从来不该是场“拼多多砍一刀”游戏。

【原文】人的城市化与制度红利

刊发于《城市化》杂志2013年第1期

世界上两次城市化浪潮的经验与教训，以及中国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城市化浪潮都表明——城市化的核心是“人”！

“十八大”和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中央经济会议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可见“人的城市化”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未来发展的战略共识。

毋庸置疑，“人”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是事关城市化和谐发展的关键，因此，如何做好“人的城市化”是我国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与挑战。

然而，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自2007年成立以来开展的年度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半城市化”现象日趋严重，2007年我国“半城市化”人口约有1.62亿、2008年为1.67亿、2009年为1.72亿、2010年一举突破2亿大关，达到2.06亿。

针对“半城市化”现象，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总经济师李秉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民工潮”形式进城打工，这仅仅是“劳动力”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因城市扩张与新城建设亟需大量城市建设用地，从而造成了土地的城市化；不论是劳动力的城市化或是土地的城市化，都是不完整的“半城市化”，造成了许多的问题，严重影响着中国城市化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指出，“‘半城市化’现象是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主要问题。”

不难发现，制度性原因造成了中国的“半城市化”！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不是城乡割裂的，是将城乡看作“一盘棋”的正常管理思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城乡二元分治的制度性安排，人为制造城乡阻隔，不断迟滞重 建城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资源流动的正常途径，导致物质空间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脱节。

归根结底，“半城市化”是由城乡二元结构所致，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源就在于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在城市捆绑了养老、医保、教育、就业、住房等利益；土地制度在农村捆绑着宅基地、承包地、林权、林业用地等利益。因此，要解决半城市化问题，必须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改革，最明显的莫过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民可以自由进城打工这两项制度改革了。有学者认为，在释放制度红利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之下，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一系列体制问题才能破冰。

不可否认，改革户籍制度当然会有压力，真正的阻力是通过这种制度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在过去30年高速扩张中实现了非常疯狂的原始积累，在现阶段经济增长适度放缓的过程中，应该利用机会重新安排分配。健康的城市化说到底是一个合理分配财富的问题，针对必将进入城市，并参与城市财富创造的新移民，如果不重新调整分配原则，做出公正公平的安排，所谓的城市化对人而言也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正如李克强副总理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所指出的，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同时李克强还强调：“要把城市化的潜力发挥出来，还要靠改革。”

（作者蔡义鸿系城市化网创始人、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