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49.68%的“高光”数据背后，是1.5亿农民工“半城半乡”的撕裂身份。15年后，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攀升至67.00%，但“半城半乡”撕裂身份的农民工总数却达到了3个亿。当“00后”农民工用社保App追讨公积金，当成都郫都区农民持股进城，这场涉及3亿流动人口的“身份革命”，仍在制度突围与利益博弈中寻找答案——究竟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能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名词？
一、户籍改革：破冰的玻璃门——纸面平等与实质落差
1、政策突破：全国31省份取消农业/非农户口划分，郑州、昆明等城市实现“零门槛落户”；农民工参保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数达8900万，较2010年增长3.6倍。
2、隐性壁垒：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比例仅79.3%，北京海淀区“四证”审核淘汰率超30%；农民工公租房覆盖率不足12%，深圳住房支出占收入比达43%。
3、核心矛盾：户籍制度虽在形式上统一，但北上广深的积分落户仍以“学历锦标赛”筛选人口，农民工群体被锁在“低公共服务”层级。
二、土地困局：金腰带的双重枷锁——财产权觉醒与制度滞后
1、改革试点：33个县市实现集体土地入市，浙江德清农民年分红超万元；重庆地票交易为农民兑付387亿元，15.6万户带资进城。
2、权益悬空：52.1%农民工反对放弃宅基地，78.3%担忧城市失业后“无家可归”。
3、深层悖论：宅基地“财产化”释放了农民进城动力，但土地财政依赖让县域政府将“农民带资进城”异化为土地指标交易工具，市民化成本仍由个体承担。
三、治理重构：成本分摊的困局——财政投入与市场失灵
1、政府作为：中央市民化奖励资金增至600亿元，广东强制推行农民工公积金制度（覆盖率85%）。
2、社会断裂：农民工子女城市归属感仅54.2分；恩格尔系数34.7%，高出城镇居民6.6个百分点。
3、撕裂真相：农民工月均收入从2010年1690元跃升至4780元，但收入增速被房价涨幅吞噬76%。
【致原文作者】
蔡义鸿先生：
您在2010年批判的“伪城市化”，已演变为更复杂的“半市民化”——2.8亿农民工中67.4%持有居住证（公安部，2023），但北上广的“学历落户”仍在制造新门槛；土地入市释放了农民财产权，却成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新杠杆”。
15年间，中国农民工月均收入从1690元跃升至4780元，但收入增速已被房价涨幅吞噬76%。这印证了您当年的警示：若不能将城市化从“土地资本化”转向“人的发展权”，再高的城镇化率也只是数字幻觉。
未来十年，或许需要一场“市民化2.0”改革——不仅要拆解户籍墙，更要重构城市权利分配规则，让每个为城市浇筑混凝土的人，都能平等分享混凝土之上的阳光。
【原文】也谈真伪城市化
刊发于《城市化》杂志2010年第10期
2010年8月15日的一则关于“逆城市化真伪”的新闻，引发人们的热议与担忧。但笔者通过近年来对我国城市化的研究与分析得出的初步结论表明，“逆城市化真伪”较之于“城市化真伪”而言，是小巫见大巫。
这是一组可资对照的城市化率数据，即国家统计局按全国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得出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城市化率高达44.9%，而由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按非农户籍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得出的数据则显示，2007年的城市化率只有32.93%。笔者所关注的除了数据计算方法的差异外，更加关注两者相差竟达11.97%，因为这涉及的人口达到了约1.5亿人之多，也就是说这些人(绝大多数为农民工)生活在城镇，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之中，然而，在身份认同、社会保障等方面却游离在城市之外。在2009年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我们将其称之为“被城市化”、“半城市化”或“灰色城市化”，也有学者认为称之“伪城市化”更为合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底，农民工进城后，能够转为城镇户籍的比例仅为1.7%，也就是说98%以上的农民工被“伪城市化”。
这些被“伪城市化”的人们在我们所谓的城里人身边随处可见，环卫工人、建筑工人、保姆、保洁员、送报员、快递员、保安员等等，城里人经常最爱叫他们为“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对于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城市、乃至中国的城市化是最强大的推动力，正如京汉集团董事局主席田汉所言“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的城市将会瘫痪”！
然而，尽管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与实践从未停止过，但悬在农民头上的户籍制度这把“达魔克利斯剑”，仍是大量“伪城市化”农民工长期难以融入城市的罪魁祸首。此外，各城市政府忽视广泛就业和全体公民利益最大化、盲目追求GDP的高增长和所谓的高城市化率指标的做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2010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在浙江只有20.4%的在浙农民工希望获得城市户籍，而40.3%的农民工不想转为非农户口。这一方面表明他们意识到了城市化所引发的土地的真正价值，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难以融入城市，时刻为自己保留这唯一的退路。这可能也是农民工就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真实反映。
由此可见，这些被“伪城市化”的农民工仅仅是推进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廉价”劳动力，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并没有享有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因此，他们就理所当然地难以融入城市，理所当然地被“伪城市化”，理所当然地低消费能力，理所当然地要留住那唯一能够给他们带来保障和希望的土地，中国经济也理所当然地没有真正带来内需的增长，中国的城市化也理所当然地不是人、家庭和土地的全面城市化。
笔者期盼“伪城市化”问题能引起各方的重视与关注，并在十二五发展战略规划中得到圆满解决。
（作者蔡义鸿系城市化网创始人、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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