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2010年我国实现粮食产量“七连增”、农民增收“七连快”，站在增产增收的高基数上，2011年我国“三农”面临困难之多、压力之重也将前所未有。因此，作为“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面对农业资源约束加剧、自然灾害加重、通胀压力加大等挑战，解决好“三农”问题将具有特殊的意义。

　　——稳粮是“三农”首要任务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是2011年“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确保稳住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加快实施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加快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等一系列工作重点。

　　专家对此认为，粮稳才能天下稳，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从中长期看，我国目前低粮价、泛粮食化的战略需要重新调整，从泛粮化到重点保口粮，让种粮的农民有积极性，打好粮食生产的基石，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本次政协会议所收提案中也传出一个清晰的信号:粮食安全问题事关大局，但受耕地持续减少，种粮比较效益低等因素影响，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仍将面临很大压力。

　　民革中央在提案中认为，耕地数量日趋减少对保障粮食安全的影响尤为突出。我国目前城乡居民点及独立工矿主要坐落在农业生产条件好、交通便利区域，这造成了大量高产粮区农用土地丧失。照此发展，我国优质耕地分布与未来快速城市化发展区在空间上将高度重合，保护耕地形势相当严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也表示，我国通过大力开展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商品粮基地建设等方面的农田基本建设，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然而，由于土地撂荒和耕地被非法侵占等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因此，18亿亩耕地红线的确保，已成为保障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

　　另一方面，种粮成本快速增长，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不高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另一个瓶颈。目前，我国工农产品（000061）价格剪刀差虽然逐步缩小，但起伏仍然较大，剪刀差依然存在。“其中主要包括种粮收入与种植经济作物收入、外出打工收入与种粮收入愈拉愈大，粮价上涨速度一直赶不上农资上涨速度等，这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

　　——农田水利建设最受关注

　　近年频繁大范围的干旱洪涝警示我们，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然是当前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要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持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就必须搞好农田水利建设。对此，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在锁定“三农”的同时，首次聚焦水利建设，并更加具体明确了对水利建设大幅增加投入。

　　专家指出，尽管在过去国家和社会投入的力度也相当大，成效也比较显著，特别是在大江大河的治理、大型水库和农田水利的干渠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发展的需要相比，仍然比较薄弱，特别是在农田水利方面，水利设施到农田的“最后一公里”仍然是个瓶颈，形成了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明显制约。据了解，全国54%的耕地缺少基本灌排条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因洪涝受灾面积超过2.1亿亩。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必须加快水利建设刻不容缓。致公党中央在提案中明确建言，现代农业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条件和基础设施。要远近结合、大小结合、公益性与社会性相结合，优先安排水利等硬性基础设施建设。

　　陈锡文委员指出，总体而言，我国粮食总产量略大于消费量，但在品种和地区分布仍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大兴农田水利建设，有利于增加灌溉面积，增加播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粮食产区中心分布就已经从南方转移到了北方，但新兴粮食主产区的农田水利又没有及时跟上，加强这些地方的农田水利建设，将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更加可靠的保障。

　　——农民增收最需要加快

　　实现农民增收已成为近年“两会”的热门话题。“十一五”期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先后跨上4000元、5000元台阶，2010年农民收入超过5800元，增量创历史新高。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农民增收仍然困难，且最需要加快。一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已经连续7年增产，在基数较高的情况下，继续靠增产实现增收的难度较大；二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工业部门转移，农业从业人员逐年减少，农业用工成本快速增加，依靠廉价劳动投入带动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难度加大；三是随着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结构不相称的矛盾加剧，通过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难度加大。

　　部分委员在提案中认为，要实现促农增收，需要在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过去我国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条件。今后要实现农民增收，必须建立在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这是一条保持农民快速增收的可持续途径。

　　有专家还强调，在当前的农民收入结构中，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合计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90%左右。因此，当前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应当要以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为着力点。同时也要看到，近年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较快，而且从长远来看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应当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重点。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介绍，2005—2009年，农民增加的收入46.7%来自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韩俊表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从根本上来讲还是靠促进农民转移就业，一是合理稳定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二是提高农民的就业技能，建立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三是促进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机会。

　　——城镇化为“三农”工作关键词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城镇化已成为我国“三农”工作的一个关键词。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他们在城市的就业、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也一直围绕着城镇化的进程。因此，城镇化与城市承载能力间的矛盾、城镇化与农民的正当土地权益等话题也渐成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

　　民建中央在提案中认为，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是减少农民，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关键就是要帮助进城农民在城市安居乐业，让进城农民能够在城市“安得下来”，顺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户籍制度改革是伴随城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华网访谈时提到，许多大城市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极限，根据中国国情，还是主张农民、农民工首先要在放开的县以及所在镇解决户口，对于大城市还是应该根据城市的承载能力，逐步先解决那些长期在城市工作、有固定职业，有固定住处，有稳定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但是也应该有一定限度。由此可见，城镇化与城市的承载能力有限是一对矛盾。

　　城镇化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指出，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不少“被上楼”“被城镇化”的现象，一些农民自嘲“扛着锄头上五楼，阳台上面把猪养”。客观地看，一些具备条件的地区引导农民“上楼”，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选择。但“被上楼”现象违背了农民意愿和发展条件，应引起重视。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访谈时也提到，要维护农民工土地合法权益，农民工进入城市，包括落户以后，他们是否放弃宅基地和耕地，要由农民工自己决定，不能强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