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缺的是钱,最不缺的是人。这一观点几十年来在国人脑中可谓根深蒂固,人们很难相信,这个一直致力于拼命控制人口增长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居然闹起了民工荒。一些长期想方设法将农民工挡在城外的城市,如今却恨不得跪求招工。

　　其实早在2004年,民工荒就已经露出了苗头,除了春节前后,其他时段屡次出现招工难的现象。不过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暂时和局部性的现象,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供求在地理上的分割,导致劳动力供求在短时间内脱节引起的。但随后的几年里,招工难越来越频发,而且波及面越来越广,人们才开始发现,民工荒已经不期而至。

中国社科院较早发出了预警,他们在《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就已经明确指出,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现象正由沿海向内地蔓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供给增长率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预测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该课题负责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呼吁决策者警惕: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转变成“人口负债”。

　　以往在一些错误教育的误导之下,很多人一直把人口,特别是从事简单劳动所谓低端劳动力当作是城市发展的一大负担,甚至把这当作是中国贫穷的根源。事实上,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年里突飞猛进,巨大的人口红利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在一个时期内,劳动力人口多,但需要抚养的少儿和老人却较少,这个时期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社会负担较轻,这是一个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人口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7年的38.0％。2005年后,人口总抚养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

　　据蔡昉、王德文等学者计算,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人均收入增长的四分之一可归因于人口红利。美国也有学者估算,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是由于人口红利所造成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和东西方中心经济学家梅森的结论是,1982-2000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约为15％。

　　得民工者得天下

　　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我们具有实在竞争力的还是只有产业链的最低端的那一环,完全靠廉价劳动力的肉搏。在产业链的上游,需要拼管理与技术的环节,我们没有竞争力。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因为个体的水平低,而在于产业链越往上走,越是依靠制度和文化的竞争,中国最差的就是这一环。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正在产业升级,不吃人口红利了,我们也会用提高质量和效益来促进经济增长。但别忘了,产业升级一个最核心的要件就是宏观制度和法治环境的完善,这点现在依旧还差得很远。在产业升级还处在口号阶段的时候,我们的增长只能靠粗放型的数量扩张,这样的数量扩张依赖劳动力供给的持续增长。但现在,这种持续增长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

　　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中国年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例如,0-14岁的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为33.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降到27.8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降到22.8%,2008 年进一步降到19.0%,下降速度相当快。

　　另一组数据可能更为直观: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997年~2005年,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人数持续九年走低,已从2574万人降低到1694万人。1997年进入小学一年级的人口,到今年刚好是21岁左右的新增劳动力,但这一年龄段的劳动力将在今后的八年内减少34%。

　　这样的局面下,民工荒不出现才怪。正如我们这几年所看到的,民工荒从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转变为趋势性的、总量的“荒” 。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再到中西部地区,今年甚至在许多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如四川、安徽和河南等地也出现了民工荒,而且不仅是技术工人短缺,普通劳工也严重短缺。

　　一个抢人的时代已经到来。

　　地方政府,从招商到招人

　　中国的雇主们经历了30年的幸福时光,在过去的30年里,他们从未遇到过对手。人口红利期给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并且,他们几乎从未感受到工会的“麻烦”。求职者这个词真是好,一个“求”字,道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和卑微。

　　在过去劳动力充裕的时代,要发展经济,缺的是生产要素的其他环节,因此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各个城市的竞争,都是去招商,只听说过政府招商引资,没听说过要去到处招人的。但这一切正在或者已经成为了历史。今年春节一过,报纸上满是全国各地缺工和抢人的新闻。地方政府,正在经历从招商到招人的巨变。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刺激之下,中国经济火得发烫,全国各地都迎来了一波投资高潮,到处都在扩张产能,上世纪90年代末在各个地方虚火过一阵子的开发区热又卷土重来了。但新建了那么多工厂,立了那么多大项目,却缺少了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一环:劳动力。各地方劳动力的增长远远跟不上投资的增长,一场抢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

　　招人与招商不太一样,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不仅仅要求高薪,还有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要求。进一步,他们还有公正、法治的要求。各个地方招人的竞争,将是一场全方位的文明的竞争,这种文明,自然包括政治和法治的文明。这种城市之间招人的竞争,很可能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引发一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

　　事实也已经露出了这样的苗头。据媒体报道,前天在广州举办的一场招聘会上,就有企业详细列出各项福利以吸引求职者,节日费、降温费、免费体检、年假什么的都列出来了,还有企业晒出了只需2元挂号费即可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消夜、住房补贴等福利。

　　重庆的一个招聘宣传是这样写的:“重庆西永新机会,十万电子好岗位。这里不仅有充裕的工作岗位,有收入的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环境,而且能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免去亲情的牵挂和旅途的奔波,获得家的归属感”。

　　种种迹象表明,2011年,在持续了两年多的刺激性经济政策退出、房地产的狂飙势头又不得不有所收敛之后,各个地区都面临着很大的经济下滑压力。为了保增长,各个地区之间劳动力争夺战将更加激烈,这或许会有助于打破一些领域多年来的改革僵局。

　　户籍歧视是对形势的误判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还有什么地方政府认不清形势,继续在已有的户籍歧视上加码,那就是愚蠢至极了。

　　近日,有14个城市先后出台了房地产限购令,全部与户籍挂钩,限制外地人购房,此举等于户籍变成了房票,已有的户籍歧视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其中,又以北京的外地人在京纳税五年才能买房最为严厉。而在北京市两会刚刚通过的北京“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将打响一场人口调控战:“加强对人口总量的调控”,“遏制人口过快增长”;同时,改变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布局”。看来,北京将多管齐下,通过“以房管人”“以业控人”“以证管人”、缩减进京指标等措施,阻挡“低端人口”进京。

　　在很多城市的决策者心中,都有一个理想化的误区,总想这个城市都是高端的人才,而同时把低端人才排斥在外,这样这个城市就高端了。这种乌托邦设计实在太荒谬,因为一个城市人口结构是由它的综合水平所决定的。实行城市发展管理体制改革,应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城市发展资源,反映真实的城市发展和承载成本,通过市场反映的效益和成本水平,指导企业和人口根据自身能力和条件有选择地集聚。

　　如果强行通过行政的手段,用其他地方的资源和财富去堆一个权贵城市,这完全是一种违背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行为,其结果必然是抬高经济运行的成本。这好比在一个经济体内部,从事管理和服务业的很多人是高端的,生产线上的工人是低端的,但这两者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硬是把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分开,将大大增加管理成本,降低这个经济体的竞争力。

　　实际上,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中国从事简单劳动,即所谓低端劳动力,是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一环。相比起中国的白领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力,中国的民工的国际竞争力要强得多。

　　摩根-士丹利亚洲部的主席斯蒂芬?洛奇曾经给出了一组数据,称2006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薪是美国的2.7％,是日本的3.4％,是欧洲的2.2％。在此之后,中国工人工薪大幅度上涨,具体数字不清。如果以每年上涨25％这一大到完全不可能的幅度来推算,2010年也才达到1.98美元/天,是美国工人的4％。而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了美国的8％,日本的9％以上。

　　很显然,中国的低端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远超其他环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所谓高端人群,是占了这些农民工的便宜。如果一个城市把这个最具竞争力的低端环节剔除掉,而它又不像香港那样,具备制度和管理方面的优势来做高端服务业,这个城市要生存下去,就只能靠别的地方供养,而一旦供养资源耗尽,此种城市就难以为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