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村”各有“所长”

　　各地已形成了以“重金求子”“借精生子”等电信诈骗为主的江西省余干县诈骗高发区；以电话冒充熟人诈骗为主的广东省电白县诈骗高发区；以盗用QQ冒充亲友诈骗的广西宾阳县诈骗高发区；以机票改签和虚假中奖诈骗为主的海南儋州诈骗高发区等7个国内地域性职业犯罪群体。

　　“猜猜我是谁”“重金求子”等短信想必很多人都接到过。此类诈骗手段均通过电信传播，统称为电信诈骗。

　　这种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台湾的诈骗形式，最早的形式为“刮刮卡中奖”诈骗。进入2000年后，为了改善两岸通信，台湾移动电话开始在福建建立号台。为了逃避台湾警方的追查，诈骗者纷纷将福建作为诈骗基地，向台湾实施电信诈骗。

　　从2003年开始，随着岛内民众反诈骗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台湾当局加大了打击力度。于2004年和2005年分别组建了“反诈骗咨询专线”和“165”反诈骗咨询热线，在不断打击下，电信诈骗分子将福建安溪作为大本营，向大陆其他地区渗透。

　　截至目前，各地已形成了以冒充黑社会电话诈骗为主的河北省丰宁县诈骗高发区；以“重金求子”“借精生子”等电信诈骗为主的江西省余干县诈骗高发区；以PS淫秽照片敲诈、低价“二手车”、网络办证诈骗为主的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诈骗高发区；以电话冒充熟人诈骗为主的广东省电白县诈骗高发区；以盗用QQ冒充亲友诈骗的广西宾阳县诈骗高发区；以机票改签和虚假中奖诈骗为主的海南儋州诈骗高发区；以购车（房）退税、邮寄包裹涉毒、网银升级以及提供彩票、股票虚假内幕诈骗为主的福建安溪诈骗高发区7个国内地域性职业犯罪群体。由于此类群体多集中分布在当地一些村庄，因此也被称为“诈骗村”或“黑业村”。

　　形形色色“诈骗村”

　　从2008年开始，各地公安机关陆续发现QQ诈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所登录的IP地址和赃款都指向了位于广西南宁市东北方向的几个村落。这个发现，让公安顺藤摸瓜，找到QQ诈骗嫌疑犯的大本营宾阳。

　　宾阳县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手工业颇为发达，在1932年的《广西建设特刊》中刊载的韩堉桦的《广西宾阳六思村瓷业调查及试验》记述：“挽坯法……本处工人手术精巧，殆与日本人相仿”，有“宾阳小日本”之称。

　　建国后，除了务农之外，宾阳县当地人多以织锦、竹艺、陶瓷灯传统手工业为主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人靠着传统手艺，在农闲时做竹艺、瓷业，完成资金积累之后，从传统手工业传承开始向小五金、制革、造纸等行业发展。但由于多是“单打独斗”，没有出现大型企业。在宾阳起家，荣耀一时的永凯集团，也在2014年陷入债务漩涡。

　　一面是难以为继的工商业，一面是兴盛红火的“诈骗业”。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宾阳假货”开始泛滥，甚至出现“纸皮烤鸭”“纸皮鞋”。2002年，宾阳还出现过多起“美元诈骗案”。

　　从2008年开始，QQ诈骗开始在宾阳县城周边的村庄里展开。关于此类诈骗模式的来源，有的说是从福建传来的，亦有说法是从广东学来的。这种骗术经过了从盗取QQ号让好友帮充话费，到QQ视频诈骗，再到针对财务人员的以领导身份要求财务人员转账的过程，日渐成熟。骗取的资金也从几十元、上百元到上千万元。2014年8月5日，黑龙江绥化某企业一次被骗走1200万元。

　　和宾阳相仿，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石溪村和洪家嘴乡团林李家村，也因为地处偏远、田地稀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便利用假戒指、猜铅笔和易拉罐中奖等方式行骗。到2000年后，“诈骗业”在一些村庄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电信“诈骗村”。为了更好地行骗，一些村民甚至还到宾阳县“学习取经”。

　　2010年左右，此地区逐渐发展“重金求子”“借精生子”等诈骗模式，并形成了完整的诈骗产业链。通常以“富婆”因丈夫失去生育能力，家产无人继承，寻找健康男士共孕后代，怀孕成功后有重谢。当被骗者上钩后，再一步步将对方引入圈套。

　　石溪村和李家村的村民从以往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雇人贴广告，发展到利用信息群发器、网络电话、无线传输工具等设备实施电信诈骗。通过互联网、移动端、伪基站群发信息，一分钟可以发送6万条诈骗信息。诈骗受害者遍布全国20多个省份，村里有的团伙一年诈骗几十万元，多的上千万元。

　　为了维护诈骗带来的巨大财富，村民用骗到的钱，购买了大量钢叉、梭镖，弩和防弹头盔等器械，并24小时派人巡逻，对付警方抓捕。

　　与以上的两种电信诈骗术相比，河北省丰宁县几个村庄的村民冒充东北黑社会诈骗的骗术显得“简单粗暴”。

　　丰宁县位于河北省承德市西部，南邻北京市，北靠内蒙古，西面与张家口接壤。自古以来是满、蒙、回、汉等民族聚居地。

　　从事电信诈骗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偏僻的丰宁县西官营乡、选将营乡的5个村庄。上世纪90年代初，这些地区的不少村民来到北京，在朝阳区一带图书批发市场打工。为了推销书籍，一些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给各个单位打电话。对于不愿支付书钱的单位，他们就打电话辱骂威胁对方，如此有时竟然也能奏效，这些人干脆不再卖书，只打电话进行威胁。基本都冒充东北黑社会的身份，拨打受害人电话，以对方得罪了人为由，威胁受害人破财消灾。在高收入的驱动下，一些年轻村民仍陆续参与了进来。

　　2015年11月，丰宁县被公安部列入全国8个电信网络新型犯罪挂牌整治的重点区域。

　　电信诈骗高发谁之责

　　据公安部统计，我国共有两次电信诈骗高峰期，分别为2004年至2005年，2009年至今。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全国电信诈骗分别发案10万起、17万起、30 万起、40万起，年均增长70%以上。

　　电信诈骗案件高发的同时，诈骗金额也屡攀新高。公安部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每年因通讯信息诈骗导致的民众损失都达100余亿元，平均单笔金额超过5万元。2014年全国电信诈骗导致群众损失107亿元。

　　巨大的损失背后谁应该为其担责？当地政府逃不开干系。海南儋州、广东茂名、广西宾阳、湖南娄底等电信诈骗高危地区，往往是偏远闭塞、经济落后。《宾阳县志》记载，廖寨村除了种田，在1980年代还生产犁、耙、锹、锄、柴刀等铁器农具，现在的廖寨村，村里已经看不到铁具生产痕迹。

　　没有创业的资本，豪车、楼房、夜场消费却成为了这类地区的主要消费方式。这些村庄被冠以“QQ产业的领头龙”“发财致富卫星村”称号，在广西宾阳最高峰时，曾传出一周就有1亿元转到宾阳，银行取款机内的现金经常被取空。

　　资深媒体人刘雪松在《“重金求子”诈骗村何以生存多年》的文章中表示，由于诈骗的对象往往是高危地区以外的群众，“取证难”“村民不得已而为之”往往成为了农村基层组织和行政管理疏于管理的“借口”，使诈骗村存活达数年。

　　很显然，诈骗者之所以能够实施电信诈骗数年，是因为一些电信运营商在为骚扰电话提供各种支持。呼叫中心要想群呼骚扰电话，必须利用运营商的通道。

　　对于电信业务的经营，工信部有规定，电信部门应当规范语音专线出租业务，切实规范“一号通”、“400”、商务总机业务，加强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提出要严格执行有关主叫号码传输规范，正确传输各类业务的主叫号码，坚决遏制虚假主叫传输与改号软件传播。常年关注电信诈骗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曾在媒体采访时表示，而由于电信、移动、联通等电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部分地区电信运营商因此将带宽流量外包、出租给非法运营商，并仍然允许“透传”，即允许骗子们随心所欲地任意显示号码。

　　如果说电信运营商对主叫号码传输的规范管理还属于自身的义务，对于相关监管部门应该是分内之事。但通信管理部门却对通信业务疏于监管，缺乏对网络局数据的管理检查，通信业务外包混乱，大量社会互联网电话与公用通信网络对接，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另外，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波在《二十年来中国农村文化变迁：表征、影响与思考——来自全国25省（市、区）118村的调查》一文中称，中国农村居民价值观念在过去20年中发生了重大转变，也为诈骗村的形成提供了“沃土”。传统规范与制约的失效与新的制度没能同步建立，导致人们迷恋对物的占有，对金钱的崇拜，产生人格衰退、精神衰退、道德衰退。从诈骗村的一些案件中显示出来的是，村民在骗人的时候并不关心被骗的人到底是谁，遭遇了哪些变故，犯罪的唯一目的是钱。

　　“坚决把新型犯罪猖獗势头打下去”

　　自2009年起，公安部已经连续6年部署了全国范围的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专项行动，以便各地警方跨省合作。2012年，公安部又开通“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侦查破案协作平台”，更为各地警方并案侦查提供了平台。

　　2015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了由公安部、工信部、中宣部、中国人民银行等23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会议决定，公安部、省级公安机关专项办将挂牌督办一批大案要案。对一些特别重大、地方侦办有困难的案件，部、省两级专项办要直接组织指挥侦办。

　　尤其是2016年1月22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要求增强打击电信诈骗等新型犯罪的攻坚能力，并表示下次要对“电信诈骗村”点名。他强调：“执法为民要看实际行动！要完善警种合成、部门协作、区域联动、国际合作机制，采取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斩链条等措施，坚决把新型犯罪猖獗势头打下去！”

　　除了公安机关，鉴于通讯和转账是电信诈骗的两个重要载体，还应对电信运营商和银行加以监管。

　　目前，除了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移动号码外，目前还有铁通的一号通、移动、联通的400电话等。资料显示，2013年9月1日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对新增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含无线上网卡）用户实施真实身份信息登记，严格实行“先登记，后服务；不登记，不开通服务”。有媒体报道，但目前“400”和“800”的电话均由企业向中国电信或者中国联通等通讯公司申请备案即可，申请的难度不大，这些号码不用实名登记即可大量购买，导致犯罪嫌疑人利用这些号码设置多重转接，匿藏主叫号码，给公安机关侦查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2014年曾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电信诈骗案中，诈骗分子都是持他人身份证开设银行卡。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个人申办银行卡需要实名制，发卡银行负有审查责任。但银行为了完成自己的业务量，往往忽视审核开卡人，只要持有身份证就可以开卡，甚至一张身份证可开设数百张银行卡。

　　因为利益的驱使，电信部门和银行系统忽视了自身的职责。2014年，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在广东代表团分组审议两高报告的会上做了《行动起来，切断利益输送链，从源头和渠道上治理电话诈骗》的发言。陈伟才认为，电信运营商在这个“诈骗蛋糕”中获得10%的利益，银行则在这个蛋糕中获得3%的利益，为了这13%的利益，事主需要付出100%的代价。应该通过制定法律，明确电信部门和银行系统在电信诈骗案件当中义务不履行或怠于履行应付的民事责任。但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针对电信诈骗的法律。2011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通过发送短息、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此条仅是通过司法解释对电信诈骗犯罪的处罚进行了规定，并没有将“电信诈骗罪”写入刑法。